美政治学教授沈大伟掀新一轮“中国崩溃论”争议

针对沈大伟最新的“中共末日论”，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措辞严厉地批评沈大伟指中国官场腐败、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自由派受到打击等，大多是“中国崩溃论”老掉牙的论据。文章又指全世界看好中国未来的人无疑在增多，第三世界相信中国道路的人尤其越来越普遍，西方愿意反思对中国认识的人也呈增加之势。沈大伟本人对中国的悲观“在他周围的圈子里容易得到共鸣，但在世界上却是反常识的”。

文章也批评沈大伟“对非西方世界的认识始终隔着一层”，“对中国的研究缺少超越性的定力，最终没能跳出西方价值观或政治规律对其研究的干扰，他变得像章家敦之流一样庸俗，靠给中国‘占卜’来博西方舆论的眼球。”又指“无论沈大伟是在做机会主义的新站队，还是这是他晚年对华认识变化的真实反映，这都将被证明是他学术研究的败笔。”

章家敦是美籍华裔律师，2001年曾出版一本名为《中国即将崩溃》的书，引起轰动。书中断言中国社会体制因种种问题将在少至五年、大至十年内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然而，中国经济顶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章家敦的预测没有实现。

中国经过三轮“崩溃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去年8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总结过去20多年曾有过三轮“中国崩溃论”，但都失准。第一轮唱衰源于1989年后，大致可称为“中国政治崩溃论”。当时，中国经济过热，通胀高企，通胀率高达 18%。财政、货币政策双紧，国家重点治理整顿“官倒”。而国际环境更加恶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倒下。美国等加紧对中国的遏制与渗透。在所谓“西风全面压倒东风”的大形势下，美国积极倡导“华盛顿共识”，整个西方世界洋溢着“历史终结”的判断，认为下一个崩溃的国家一定是中国。

第二轮唱衰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即所谓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中国出口锐减，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加之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效率低下负债沉重、银行呆坏账情况比较严重，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峻的下行风险。国际金融大鳄还乘机围剿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态势有可能就此中断。

第三轮唱衰源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逻辑重心是“中国社会崩溃论”。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蔓延为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再度受到外部的强烈冲击，股市高位下泄，经济急剧下降，出口大幅下滑，造成部分行业产能极度过剩，产品大量积压，社会不满情绪积聚。与此同时，互联网2.0技术开始普及，2011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由此陷入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整个社会几近崩溃。中国社会在连续发生“郭美美事件”、“7·23动车追尾事件”之后也陷入各种不安中，一些人甚至放言要借微博“谣倒中国”，不少外媒还宣称中国要爆发“茉莉花革命”。

文章指三轮”崩溃论“都恰与中国经济三次下行周期相重合，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最为困难、改革最为艰巨的时候，唱衰中国的论调也抬得越高。唱衰中国的言论与中国经济暂时滑坡、风险累积等因素有一定的关联，这导致部分国内外人士对中国产生悲观预期。但文章认为这可能只是很小的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某些外部势力想借中国经济陷于危险境地之际，否定中国前景，打击国际国内社会的信心，加剧对中国的恐慌心理，进而达到“预期自我实现”的目的。

王文指出，随着2012、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风险累积，新一轮对中国经济悲观预期的论调再度来袭，尤其是以房地产市场低迷、地方债难题和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担忧为主要逻辑的“中国金融崩溃论”悄然兴起。但他认为，与其说中国经济会出现崩溃的可能，不如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阵痛后再次起飞的前夜，正在为更加扎实有力地实现经济长期稳定高质量增长进行修炼，未来的中国经济就像传说中的“凤凰涅槃”所描述的那样，将再度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