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世纪大讨论：儒学复兴与中国崛起相互相成

问题一：一个日益强大，但已经卸去革命色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正当性？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共同体，它要体现一个什么价值？启蒙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马克思主义式的共产主义运动，乃至毛泽东的不断革命，在当下的中国，显然都不再符合中国当下的国情。这个时候，有不少人，比如儒家知识分子，有义务、有资源、有权利来弥补这样一个论述的空洞。

问题二：中国崛起经常被认为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崛起，而更是一个文明的复兴。其本性与使命，必然与西方文明分庭抗礼。但中国文明怎么来界定自己？儒家是不是最明显的答案？

问题三：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要调整，自由派鼓吹的西式体制，几乎是唯一能够说明的具体的选项。但在现状之下，显然不可行。这样一来，传统的治理方式，特别是儒家，很可能是一个选项。

问题四：革命话语以及相应的革命伦理全盘崩溃以后，大陆社会的道德滑坡与人心的虚无十分严重，就是我们说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这种情况下，儒家可能是一个资源。

立国之道的基本要素，中华民族自我鉴定，政治体制想象，生活方式重建，整个四个问题是儒学复兴的一个大背景。想请丁耘就前面我们讲的这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丁耘：从2013年到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世纪初开始，通过保守主义的复兴，接着就把儒家给带出来了。我早年写李泽厚的那篇文章，实际上立场很明显，是保守主义的，并且在文末指向了作为思想选项的儒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头上戴了个“左翼”帽子。我戴上了这个帽子以后呢，儒家的兄弟很高兴，左派的兄弟也很高兴。那我就不把这个帽子摘下来了。我先做一个梳理，把儒家复兴大约分为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