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最大的不安是,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想把儒家变成儒教。刚才文明说了后文革时代的信仰多元,中国的宗教在竞争,这是个实际的情况,问题在于儒家能不能和其他成熟的宗教竞争。我一直认为把历史上的儒家地位说低了。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是宗教的安顿者和仲裁者。那么即使你想把他变成宗教,没有宗旨,没有教会,没有教条,他没办法和其他的宗教竞争。比如,你现在根本还在孕育阶段,甚至父母还没认识,你怎么能报户口呢?你根本不是一个实际的存在。不是说我们论证宗教是必要的、美好的、科学的,是对人的生活是有帮助的,我们就要、就能建立宗教。你首先要有一个宗教人物出来,这个人物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像是耶稣,保罗那样的。圣人出,这个圣人是有宗教方面的天才,有超凡脱俗的魅力,更重要的要有组织能力。 宗教不是学生、知识分子弄几个思想装备就可以出来,宗教是一个组织,这是最重要的区别。如果你说我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宗教,那他已经不是宗教式了。圣人说出来的话就是教,然后有一个组织天才把它变成宗教,但是这个宗教的缘起是高于宗教的,而不是宗教本身。耶稣来是为了救赎,不是为了创立基督教。只有高于宗教的东西才能成就宗教,而政治需要创建的东西只是各种意识形态。 第二就是儒家常被他的同情者抱怨说是幽灵般的存在。最近儒家偏入政治力量以后,最兴奋的是有一个获得肉身的机会,有了一个政治的或者社会的基础。最近执政党内部高层都在公开讲所谓的新乡贤。但是我开个玩笑,不讲科举制的乡贤制都是耍流氓。汉代、唐代的士绅之所以是士绅不是土豪,是因为他有教化,有系统的儒家教化在里面。 现在儒家还没有从它不绝如缕的悲惨状况走出来,儒家内部的争议还有这么多,没有组织性,没有圣贤,没有君子,没有一个通行的、内部都认可的教材的制定,你教不出真正的乡贤,所谓的乡贤只能说现在农村里面现有的豪强,把他限制一下,让他不起坏作用,起到表率作用。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不说其他人,就说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孩子读书还不错的话,很多高中直接送国外读,那你再怎么鼓吹都没有用。 要从正心诚意开始,对中国社会是既要在政治态度上有所梳理,又不要急于做政治上的表态。拥抱现代性或者拒绝现代性,拥抱儒家或者拒绝儒家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些说法其实是很有问题的,现代性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不是我们可以拒绝、可以拥抱的对象,不是外面的东西。现代性不管是邓的还是毛的,不管是五四的还是儒家的,都是我们中国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相互冲突的做一个安顿。原来比如说邓的声音比较强,把其他声音压住了,但现在有所减弱,其他力量起来。这种安顿不是要一个不要一个,因为任何一个都是你生命的一部分,都是一致的。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邓时代离我们最近,相当于父亲,毛时代相当于祖父,以前的旧时代、儒家时代是曾祖父。现在的问题是,这个三世在最近十年,在我们思想角逐层面上同时成为我们选择的可能。自由民主这个选项,曾经是选项,但早就被抛弃了。 我很敬佩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他是最有活力的思想者,那天他说了一个很好玩的段子,就是自由民主在中国给它的历史机会早就给过了,但它没有根,接不了地气。什么没有根呢?豆芽菜。自由民主就是我们思想盛宴里的豆芽菜,只能炒了吃了,这是曹先生的这个比方,也是我的看法。我们说的三世或者三个传统,跟甘阳老师说的自由民主化,对应的问题是一致的。甘老师的说法我大体上赞同。他说的是“通”,我是说“安顿”,而且我没把毛和邓作为两个传统。在我心目中就是孔子为一统,革命与建国是毛主席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可以通。邓是属于毛的传统,所以不存在通不通的问题。 总而言之,对于儒家来说,学、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政见上要谨慎,表达要具体。如果儒家跟中国社会之间能建构起某种关系的话,还是教、学和选举。我之所以说改革开放和中国儒家有很多隐秘的、没有被叙述者注意到的关系,是在中国的革命和改革指导者那里,从人民当中选拔先进分子、选拔精英的治理方式,和儒家的传统是一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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