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以宗教来奠定人类社会的文明,而且人口这么多,疆域这么大,这会对世界文明有极大的贡献。所以,文化、文明复兴应该考虑中国最基本的文明,尤其是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复兴的角度。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次会议有两个主题:一是中国现代,包括新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二是中国的过去,特别是传统,包括儒家价值观念的正当性问题。 这两个正当性确实是有张力的,不能把这两个正当性当成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主张互不相容,对两边都是一个灾难。首先,在目前的情况下,在中国的现代,包括共和国的正当性,仍然是最吃紧的。儒家不是一个宗教,它要依附于一个政治的和文化的共同体。如果这个共同体被颠覆,那儒家价值的文明复兴是没有希望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一旦中国的帝制崩溃,毫无疑问中国首当其冲的问题是建国,建立起一个新的国家,才有其他的可能性。建立一个自主的、独立的、能够对抗列强的一个新的国家,是所有人的焦点。谁能够解决问题,谁得天下。需要强调的是,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真正自主独立的国家是非常少的,中国是极少数自主独立的共和国。这是今天儒家文明和中国价值复兴的基础。如果一个自主独立的国家不存在,而是事事都要听西方的、听美国的,那么,传统文明价值要复兴是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仅仅是国家的层面,远远不够。真正的价值要是个人能够安身立命,碰到巨大的灾难,个人怎么面对?这个是人生非常关键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也能看出,在一个基本的价值观念上,我们仍然是困顿的。我认为在两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一是现代中国的正当性问题,但从一个更长远、更深刻的角度,真正中国作为一个文明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要对自我的、最核心的价值有重新认识,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奠基的基石。当然,这是很长远的一个工作。 二十世纪西方有两件事,一是德国的战败。在当时整个欧洲文明里面,德国从浪漫主义开始,就强调德国在当时最落后的,都还没有政治统一的一个民族。从荷尔德林开始,就是在强调德国是最有独特性的。最大的冲突就是一个历史文化民族和一个普世社会的冲突。德国的这些人,包括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都反对普世社会,只有一个没有文明基础的国家才会欢迎普世价值。尼采后来很失望,所以他后来转到他成为“老的欧洲人”、“好的欧洲人”上,其实仍然在强调有一个历史文化的实体,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全人类的普世文化。俄罗斯也认为自己是独特的,能够有一套更深的价值,而不是单纯的现代工业、科学革命这样一个世界。无论德国还是俄罗斯,都彻底完蛋了,并没有实现他们的抱负。这里面有他们自己文化和文明上的缺陷。尼采为什么后来对德国人那么失望?德国人的根本问题是新教问题,新教是全部的麻烦来源。 现在西方比较深刻的人都发现代西方的问题太严重了——完全的个人主义,只有权利本位,没有任何义务价值。严格说来,除了法律以外,没有道德的发展,非常危险。从长远来说,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立足于现实,儒家是唯一一个不以宗教立基的这样一个人类群体的构成,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且这比较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尼采就批评,西方是虚伪的,明明上帝已经死了,应该走向一个非宗教的世俗社会。西方并没有人真心相信上帝,上帝只是个虚托,所以他觉得西方人虚伪。我们不一定同意他,但问题是这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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