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拉响人口警报：已影响经济复苏

年轻人生育欲望低

2014年4月22日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均已经出台“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黑龙江省开始正式实施。截至目前，已有6484对“单独夫妻”拿到了“二孩证”，但仅占符合政策夫妻数量的1.6%，低于全国8.3%的整体水平。媒体报道显示，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城市的二孩申请也均低于预期。

黑龙江省计生部门几年前曾对80后是否会生育二孩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100240名20岁至30岁的被调查者中，表示不想生两个孩子的占69.9%。

2014年5月，国家卫计委在黑龙江省所做的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显示，黑龙江省的流动人口中想再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仅为1.8%。

“东北人现在普遍有这么个意识，生孩子不划算，多生更不划算。生孩子成本过高，让人望而生畏。”吉林省社科院研究员付诚发现长春这种现象更突出，“这几乎成了一个共识，收入不高，养孩子的成本大，占了家庭支出很大比重”。

“东北实行现代化、工业化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城镇化程度也比较高，城里人多，计生政策在城市的执行也比在农村彻底得多。”付诚认为。

少子化在长春已经体现出来了，出现大量丁克家庭，普遍推后生育，适龄青年不生育，过去生育年龄在二十三四岁，现在二十七八岁，这个周期在变长。

“我认为应该尽快放开政策。”付诚说，单独二胎政策实施遇冷正说明了可以进一步放开政策，“不可能出现人口井喷式的增长，人们自己会去权衡，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都是如此”。

付诚提到了一个概念：“家庭责任传承”。“现在东北人好像没有多生孩子这个概念，上一代是独生子的，下一代基本是一个。年轻人不愿意承担家庭责任，不是主动要生孩子，而是在老人‘威逼’之下生的，没时间、没精力多生孩子，生完一个任务完成。”付诚认为，这表明伦理上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在承担家庭责任方面更为自私了。

危险的因果循环

“我在东北工作过，算是半个东北人，讲话也就不客气了。你们的数据的确让我感到‘揪心’啊！”这是今年初在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李克强总理的几句不中听的话。

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GDP增速最低的五个省份中，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均在其中，东北三省经济增速均低于中部、西部和东部。

“整体复苏的迹象不明显，经济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97.6亿元，同比增长5.8%。主要经济指标低于预期，农业生产不利因素较多，部分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堪忧。”这是齐齐哈尔市发改委一份文件中的数据，还有一些企业的具体数据，“一季度，齐重数控实现工业总产值0.4亿元，同比下降57%；齐二机床0.5亿元，下降17.5%；北满特钢6.8亿元，下降29.8%……”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冯蕾分析，辽、吉、黑三省的支柱产业高度相似，均以装备制造、石化、农产品等初级品为绝对主导。由于国内投资增速下降的大趋势，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大背景，这种产业结构极易遭受区域外需求变化、国际价格变化的冲击。因此，高度依赖重工业、初级产品的东北三省遭遇经济下滑，不足为奇。

经济的不景气反过来加速了人口外流。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可以看到，2010年辽宁省人口流出地主要是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省人口则主要是向辽宁、北京、黑龙江流动；黑龙江省人口则主要向辽宁、北京、山东、河北、天津流动。

《黑龙江社会发展报告(2015)》一书中对于黑龙江省人口外迁也有具体的数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黑龙江省外省流入人口为50.6万人，流出人口255.4万人，净流出人口达204.8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2.6倍。

罗丹丹认为：“这说明黑龙江省人口迁移流动仍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净迁出趋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北京和天津取代内蒙古和吉林，成为黑龙江省流出人口的主要流向地。黑龙江省跨省流出人口逐渐放弃依据地缘优势而形成的传统流向地，越来越多地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经济需求成为人们外出流动的主要动力。”

东北师大韩俊江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提到：“‘孔雀东南飞’，人都往南走了。大学也是这样，像吉大、东北师大这在全国都是有点名气的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不是养人的地方。人才成长起来都到南边各院校去了。”

付诚在研究中发现，吉林省外出农民工大概有200万～300万人，“最初都是在周边流动，不敢走太远，越来越熟悉以后，流动区域逐渐变大”。

从清末开始，东北吸引了众多的开荒者。“闯关东”是当年山东一带向关外移民，寻求生路的缩影。但现在，东北人开始反向流动，青岛、烟台、威海等山东沿海地区流入大量东北人工作。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王晓峰发现，东北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已经跨境。他2011年在黑龙江省3个边镇县市发现，跨境流出到邻近的俄罗斯、韩国等务工或学习的人口，占到流出人口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