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伪正统：放棄华夷分辨原则，终难容《孔氏家仪》

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十一日，曲阜原任四品执事官孔继戍上告孔继汾，上折曰：

“革职捐复主事孔继汾，著《孔氏家仪》一部，内有增减复制，并有‘其今之显悖于古者’、‘于区区复古之苦心’等句，违背之处，卑职阅之心寒。伏查我朝会典，礼仪制度，昭然大备，中外臣民，莫不遵行。职父孔传炣曾任江宁藩司，卑职参系四品官，世受主恩，至优至渥，捐躯难报，不敢不据实禀报，对《孔氏家仪》一书，不敢匿藏，将原书呈上。”（转引自黄立振《孔氏家仪禁毁及作者罹难经过考》，《孔氏家仪》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版，第646页）

孔继戍何以在《孔氏家仪》书成二十年后再举揭发，在孔继汾看来，皆因去年的一次过节，孔继戍因“曾因太常博士悬缺，继戍图得此缺，前衍圣公不允，咨补继汾之子广册，想因此诬首”（《东抚为查办孔继汾一案请旨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31页）。

山东布政使冯晋祚阅后，随即于十一月十五日向正在曹济勘察水利的山东巡抚白钟山做了汇报。白钟山阅后大为心寒，即刻一面上奏请旨，一面饬两司再行逐佃磨勘，并派冯晋祚、署按察使陈守训至曲阜查取《孔氏家仪》的版片，传唤孔继汾赴省城讯取确供。

拿到书籍，经核对后与孔继戍上呈的原书互有不同，且多挖改之处，并少了《家仪问答》四卷。关于此书的具体情况，孔继汾供称：

“《家仪》一书系于乾隆二十七年前衍圣公孔昭焕续娶时，咨问仪注，彼时有浙江人江衡劝继汾何不将家庭吉凶诸事俱撰成仪注，是以纂辑此书，于三十年刻成。不过记载家庭仪节、俗间通行之事，原不关系朝廷典制。惟服制一项必应遵照律令，而律文以简该繁，原有待人推原比照之处。俗人不尽通晓，往往疑不能决，故此书于嫡孙条内申明不善于读律者恐失律意之语，间有窃取钦定仪礼仪疏之处，因义疏系钦颁之书，故敢与律参用。书刻成后，每自己见文理未协之处，即行更正。故近年刷印之本与旧本略有不同，其镌改先后年月不能记忆。”（《东抚为查办孔继汾一案请旨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31页）

关于孔继戍所指责的书中有“今显悖于古者”及“万万不可从”之语，孔继汾解释道：

“自序内今之显悖于古者一句，说底是家庭现今行事有显悖古昔祖风之处。凡书内古今二字都是指今俗古语，并非指斥今制有干违悖。后来自思，此句就是下文俗之万万不可从者，文意犯复，所以改过，并非因知继戍呈首故行挖改。《家仪》之外原有《答问》四卷，因俗行失礼之事，正书注内未经说完者，又别论之，备人采择。本与家仪各行，不常刷印送人。上半年因修改家谱，曾将答问板改用数块，是以不全。”（《东抚为查办孔继汾一案请旨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31页）

而对于服制上的删改，孔继汾认为：

“继汾世受国恩，身登仕版，何敢萌狂悖之心。当初做这书时，并不是无端要议论服制，因家庭之间遇有丧事就要穿服，不得不考较一番，俱系于律内推求，并非于律外添设。如服制四条内从继母嫁一条原是遵的律图，本生庶母一条原有例可比照，乳母及嫁女无夫与子两条亦原本钦定义疏。不过要发明律意，并不敢议律妄作，求详情。”（《东抚为查办孔继汾一案请旨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31页）

经过白钟山的会审，对于此案，他给出了初步的处理意见，并把《孔氏家仪》逐条粘上黄签，上报请旨：

“臣查孔继汾身为圣裔，世受国恩，又备员部曹，乃著《家仪》一书，逞其臆见，妄生议论，指摘令典。迨经传讯，犹复强词支饰，殊属狂妄。相应请旨，将孔继汾革职，送交刑部严行治罪。孔继戍收藏此书有年，既知其有违碍，何以不早行举首，有无挟嫌，亦应解部质讯。《家仪》一书据系三十年刻成，衍圣公孔宪培袭职后何以不行查办，臣现在移查，应听自行陈奏。”（《东抚为查办孔继汾一案请旨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32页）

与此同时，白钟山还命布政使冯晋祚前往曲阜，会同衍圣公孔宪培严查孔继汾《孔氏家仪》的流传情况及孔继汾所著所有书籍。

三月十日，乾隆皇帝根据山东巡抚的奏请下了谕旨：

“孔继汾曾任司员，在军机处行走，其人小有才干，若能安分供职，自必早加擢用，以其居乡多事革职，本非安分之人，故弃而弗用耳。彼应安分改过，乃敢著《家仪》一书，则因其平日抑郁不得志，借以沽名纾忿，其心更不可问。若使仕宦通显，必不以著述为能。此等进退无据之徒，最可鄙恨。其书中动以遵圣为词，则伊从前于启圣林内为伊母豫造生圹，上年欲将伊母营葬一节，为遵圣乎？为违圣乎？其居心行事，岂不显然相背。孔继汾著革职，拏交刑部，交大学士、九卿会同该部严审定拟具奏。孔继戍亦著解部质讯。至孔继汾身系圣裔，即其书果有狂妄，亦祇应罪及其身，其子弟族众，均毋庸连及。以示朕尊崇先圣、加恩后裔之至意。”（《高宗纯皇帝实录》第1226卷）

接到谕旨后，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十四日，山东巡抚明兴迅速把孔继汾拿解到部，并将孔继戍解送前来，听候审讯。至四月初，将孔继汾押解到北京，大学士公阿会同九卿、刑部当即对其会审，将《孔氏家仪》书内签出各条逐一指驳。

据孔继汾供：

“书内所说今之显悖于古及今俗之万万不可从的两条，今字我实指今俗而言，并不敢指斥今制。因此书说丧仪的最多，我见家中遇此事仪节多与礼相悖，如卷五内所说，古礼敛必掩形，今俗衾不覆首，古礼束帛依魂，今俗魂帛结成人形。又如卷六内所说，古礼大祥弃杖，今俗葬后三日即弃杖等事，都是世俗显悖于古不可从的。但我不说显悖于礼，竟说显悖于古，并用复古等字样，就是我糊涂不通，该得重罪了。”（《大学士公阿等为遵旨会审孔继汾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42页）

又书中所说，“律本简略遂成漏文，及指出增减会典内图次字样各节，我因□典降服报服间有无明文的，如妻为夫之庶母一条，服制未详，是以于书内增入，其实律文内既有正服则降服报服自可类推，并非简略漏文，我又补入，实系我无知妄作，还有何辩呢？”（《大学士公阿等为遵旨会审孔继汾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43页）

而后大学士公阿等又指出：“惟所称后王德薄不能以身教，又卷五内所称行服时或应以明令参酌等语，语近违悖，严加究诘”（引文同上）。

孔继汾供：

“后王德簿是指晋唐时而言，下文才说到朱子作家礼一节，又说到我家沐盛朝之化、尚循古法等句，只求将原本阅看就是恩典。至应以明令参酌，系专指殇服而言，原是汪琬丧服杂说内的话，我抄袭旧文并不检点，这就是我的罪了。” （引文同上）

而针对公阿指出的挖改之处，孔继汾辩称：

“我书内挖改处，都是随时看出措词未妥陆续删改的，孔继戍呈出的就是我的原本，但求查对其中多字句未妥之处，若知道孔继戍要将书呈首方才挖改，书内签出各条我何不全行改去呢？求详情。”（引文同上）

最后，孔继汾自责道：

“总之我一家世受国恩，至优极渥，继汾具有人心，何敢稍萌悖逆之念。只因我曾经出仕，缘事革职后在籍闲居，无可见长，妄意著一部书，希图宗族中说我是有学问的人，可以邀取名誉。我又糊涂不通，不知检点，以致措词种种舛缪。今蒙指驳诘讯，追悔无及，只求将我从重治罪就是恩典。”（《大学士公阿等为遵旨会审孔继汾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42页）

大学士公阿等“再四研鞫，孔继汾惟有俯首认罪，无可置辩”，在会同刑部、九卿，参考孔继汾的供述及大清律载“增减制书未施行者，绞监候等语”（《大学士公阿等为遵旨会审孔继汾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42页），于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十日，议定了处理意见，上奏乾隆皇帝：

“孔继汾身系圣裔，曾登仕版，世受国恩，自宜明理安分。前以居乡多事，蒙皇上不加严谴，仅予摈弃，孔继汾尤宜愧悔改过，乃复因不能出仕，抑郁无聊，妄著《家仪》一书，异邀名誉。诚如圣谕，此等进退无据之徒最可鄙恨。且《会典》为奉行定制，典则昭然。孔继汾率以己意，援引舛缪，虽只为伊家所行礼节起见，尚非有心违悖，与增减制书者较属有间，但竟照增减制书律量减一等，拟流不足以示惩儆，孔继汾应从重发往伊犁充当苦差，以为在籍人员无知妄作者戒。除家仪板片现经山东巡抚查起外，所有此项书籍亦应一并查缴销毁。······再孔继汾所著《家仪》，系于乾隆三十年刊刻，衍圣公孔宪培并未举出，亦有不合，业经自行具摺请罪，蒙皇上俯念圣裔，予以宽免，孔宪培亦毋庸议。”

收到奏折的当日，乾隆皇帝就做出了“依议，钦此”的批语。至此，前后审查长达半年的孔继汾《孔氏家仪》案盖棺定论，孔继汾被“发往伊犁”，《孔氏家仪》一书也遭焚毁。在此之前，在乾隆皇帝首次做出朱批的第二天——三月十一日，山东巡抚明兴就做出了要求“无论近房远族，各生倘有存贮《家仪》一书，并此外有继汾所著别书，立即呈缴”（《牌四氏学族长为传谕合族限期呈缴孔继汾所著书籍事》，《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33页）的牌令。命冯晋祚会同孔宪培，至孔继汾家搜查，搜缴出“《阙里文献考》一部，《阙里仪注附劻仪纠缪集》三卷，《丧祭仪节》一本，《乐舞全谱》一本，《孔氏家仪》两本”（《东抚为查明孔继汾别无不法著述缘由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37页），并传唤孔继汾亲属并其族人，隔别讯追，反复开导，晓以利害，在做出“情愿具结，此外如敢隐讳，情甘认罪”（《东抚为查明孔继汾别无不法著述缘由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40页）的保证后才作罢。

而对《孔氏家仪》的收缴工作，一直持续到孔继汾被遣戍伊犁之后。最后，孔族的六十户户头、户举，四氏学学录、教授，衍圣公府的大小执事官员，都一一做出书面保证，此事才得以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