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伪正统：放棄华夷分辨原则，终难容《孔氏家仪》

清代“正统”观的建构建立在与汉族士人“道统”的争夺之中。疆域上的大一统为征伐所得，已是定势，但难免有残暴之嫌，而“道统”长期以来为士人所拥有。为破解汉族士人的优越感，获得对王朝的认同，清代以朱子理论为立国基础，在思想上推崇儒学，凸显“礼”以恢复秩序实现社会重建，最终达到获得王朝建立的“合法性”。

在此过程中也包含着对旧礼的更新以应时变。康熙看到这一点，说：“若夫帝王法古致治，总在师其意而不泥其意。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夫损益者，因时制宜之谓。”（《朱子全书序》，《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一，《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大清会典》和《大清通礼》正是在参照明代礼典基础之上，同时参考古礼重新厘定的清代礼典。

孔继汾撰《孔氏家仪》亦如此。据好友江衡所言，孔继汾所著《孔氏家仪》目的只为“欲率族之心一轨于礼，上以明圣朝之典，前以传先师之绪，后以息聚讼之纷”（孔继汾：《孔氏家仪序》，第360页），但看到实际生活中丧礼所承载的道德情感意义变淡的现实，作为一个“性亢直”且深谙于礼制的人，孔继汾愤然引程颐的话“古人居丧，百事皆废；今人居丧，百事如常”（孔继汾：《吉礼一》，《孔氏家仪》卷二上，第373页）进行批判，表示不满。但即便如此，孔继汾也无意去触犯大清律令，身为孔子后裔，孔继汾更无些许忤逆之心。

历次会审的参与者也承认，孔继汾著《孔氏家仪》“虽只为伊家所行礼节起见，尚非有心违悖与增减制书”（《大学士公阿等为遵旨会审孔继汾奏摺》，《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一册，第544页），但其所触及议论的是《大清会典》，是皇帝希冀以此“陈纪立纲观人文以化天下”（《钦定大清会典·凡例》）的一部书，在清代有着立国之本的举足轻重地位，在确立清代“正统”性上有着重要作用，却被身为“诗礼传家”的孔子后裔孔继汾指责为不懂礼。故孔继汾遭此罹难，“《孔氏家仪》案”成为乾隆后期数量极少的文字狱案之一，且经过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三司会审，规格极高。

但与乾隆同期文字狱主犯动辄斩首株连的遭遇相比，孔继汾所受惩罚颇轻，只是将本人遣戍伊犁，衍圣公及家人、族人等都并未波及，且尚在遣戍途中就允许以资赎回，只因孔继汾为孔氏后裔。维护孔氏后裔，即为维护儒学，维系“道统”。对“《孔氏家仪》案”的处理方式，正是基于此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