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關於孔安國《古文尚書》整理的文字問題 孔安國《古文尚書》整理中的“科鬥文字”和“隸古定”一節,是《尚書序》的又一爭論焦點。 閻若璩稱孔《序》“蓋規摹許慎《說文解字序》而作,……至承襲而訛,遂謂:‘科鬥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以所聞伏生書考論文義始得知。’其妄可得而辨焉。”並詳述漢時古文傳承猶存,能識讀古文者不在少數。([清]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校點:《尚書古文疏證(附:古文尚書冤詞)》下冊,第568-572頁。)按,閻氏之說未得其實。由近年頻出之戰國秦漢簡帛等文獻,可較為清晰地看出文字字形遞嬗之情形。作為戰國時期抄本的郭店簡、上博簡、清華簡等,以及其時的銅器銘文、陶文、璽印文字、貨幣文字等,主要為東方古文;但秦漢時期的雲夢秦簡、裡耶秦簡、馬王堆帛書、張家山漢簡及現存碑文、璽印文字、貨幣文字等,則以隸書為主,而間有小篆或帶有古文痕跡的文字。概言之,其時文字形體的變遷是客觀存在的。 其實,結合現代史的類似情形,或許可以更直觀地理解,所謂“科鬥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並非虛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中國內地開始廢止繁體字,而代以簡體,嗣後僅數十年間,社會上已罕有人能讀、寫繁體字。古今同理,秦代統一文字,固然有利於文化交流,但也在最大程度上隔斷古文之傳承。由秦至景武之際,約近七八十年,足以形成戰國古文傳承之斷層,何況其間還有秦末漢初一段戰亂歷史。因此,景武年間除伏生這般跨越數代的高夀之人,或如孔安國、司馬遷這班博學多識之輩,實已少有人識得古文。即使孔安國,恐亦很難盡通,尚需借助伏生今文本《尚書》,進行文獻比照以讀釋疑難之字。 因此,孔安國在《古文尚書》整理中由古文而隸書,《尚書序》的這段記載當完全符合景武年間的歷史實際。 此外,《史記•儒林列傳》謂“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漢書•儒林傳》與此略同,惟“今文”作“今文字”,其記載與《尚書序》“隸古定”說各有側重,亦可相互發明。大致而言,“隸古定”側重以隸書筆劃描述古文之字形,而“以今文(字)讀之”,則強調以當時通行文字隸書來校讀古文,這與現代的戰國秦漢竹簡整理程式也大體相同。因此,可以推定,孔《序》“這段文字當是對漢代古文文獻整理方法的最早記錄”,(李守奎:《<曹沫之陳>之隸定與古文字隸定方法初探》,《漢字研究》第1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492-499頁。)也應是可靠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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