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境界

作者：张弘

每当读到当代历史学家高华的著作，我就会想起司马迁。

在《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已成历代史学家们不懈的追求。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57岁就英年早逝的高华，既把司马迁的史学传统发扬光大，又显示出与时俱进的现代意识。此前出版的《革命年代》，已经惠及无数读者。近期出版的《历史学的境界》中，同样体现了“良史”的特征。

已故历史学家高华

作为一门学科，历史学无非是历史学家的创造物。没有历史学家，就没有历史学。历史学家的境界，决定了历史学的境界。对此，高华在《历史学的境界》中有很好的描述：“刘知几云，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学)、‘史学’(要有学识和功底)、‘史识’(洞察历史的眼光)，三者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史识’。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接近的。”这段话，可谓高华的夫子自道。仅有史才与史学，即便拥有精湛的治史技艺，若史识不足，则只能成为史学匠人，而无法成为历史学大家。在当今众多以历史为职业的从业者当中，高华能够脱颖而出，卓越不凡，获得众多同行的承认和赞许，以及众多读者的喜爱，正是史才、史学兼备，而史识尤为卓越的结果。这一点，《革命年代》中已有体现，《历史学的境界》中同样如此。

例如，在探讨中共在抗战胜利后快速打败国民党的原因时，高华认为，首先是国民党将领普遍的轻敌，从蒋介石到其他高中级将领都是如此。在战术上，解放军灵活多变，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在用人上，共产党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就吸收，以后再清理。而蒋介石缺乏知人之明，他所重视的胡宗南才能平庸，而善战的白崇禧未获重用，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尤其不堪重用。在组织上，中共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要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即可，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而国军内派系林立，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蒋介石则要支付巨额军饷，国军将领在抗战后普遍腐败。在动员能力上，国民党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在军事才能上，蒋介石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则有“十大军事原则”。有时，蒋明明知道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就不能坚持。而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成为了套在蒋介石脖子上的枷锁。对军队的指挥僵硬呆板，往往造成军事失利。在用人上，蒋毫无章法。在情报和保密工作上，共产党渗透到了国民党的各个重要机关，连傅作义的女儿都为共产党提供情报。在政治、经济和政策方面，国民党体制僵化，一直没有建立起有效率的军政机构。此外，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这些分析，将国民党败走大陆的原因描述得入木三分，比一些学者的单向性叙述和简单化描摹更具说服力。

而高华宏达的历史视野，在开篇的《创造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中，更得到了明显体现。从民族意识的增长，到国共两党对民族主义的运用，从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到中国独立自主大国形象的形成，以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困局，高华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些问题的提出和分析，若非拥有杰出的史识断难做到。

除此以外，高华对于史华慈、邹谠、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历史学家的评论，如老吏断狱般的精准。而他对王鼎钧、龙应台、齐邦媛著作的评论又让人看到，在历史学家以事实为准绳的理性和冷静之外，蕴含着深切而热烈的人文关怀。

斯人已去，著作犹存。高华历来不缺乏知音，网店购书者的热烈回应已经以事实证明。若高华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自己的著作受欢迎而欣慰。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曾引《诗经·小雅·车辖》中的句子赞美孔子：“《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作为当代历史学家的典范，高华也激励着后辈的学人努力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