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画师郎世宁 折射的是清廷的“开放”而非“封闭”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观念中，16到19世纪的东亚是一个封闭保守的世界。中国闭关，日本锁国，朝鲜则是隐士之国。这些修辞，其实源自近代欧洲，是为殖民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后来借由坚船利炮和资本渗透，它们也成了东亚人在欧洲中心主义阴影下，认知自身的某种方法和共识。虽然上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反思、质疑这一判断，但要改变根深蒂固的历史偏见，并不容易。

2013年，中国领导人换届。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封面故事，重弹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论调。文章开头，以历史教训现实：1793年，英使马嘎尔尼到访中国皇廷，希望开设使馆当时清国的GDP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乾隆皇帝把他打发走了英国人1830年代回来了，用枪炮强行打开贸易，中国的改革努力以崩溃、耻辱和毛主义告终。

这种你封闭所以该打的逻辑，不但在文字上粗浅直白，视觉表达更是直接。封面图片戏拟乾隆帝的朝服肖像，配上Lets Party like its1793 （让我们穿越到1793年狂欢）的题语。提示着今日中国和那个保守落后、拒绝先进文明时代的关联。

暂不评论《经济学人》的历史逻辑，先来看看图像乾隆一生中有不少这样的标准照，其格局、姿态、服饰大同小异。其中最有名的一副，大概是下面这张青年时代的画像。那么，问题来了，设计封面的编辑是否知道肖像背后的故事呢？

郎世宁绘《清高宗乾隆帝朝服像》

给青年乾隆画像的这个人，不是中国画师，而是欧洲人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作为清廷御用画师，他历经康雍乾三朝，尤其受乾隆帝的宠信。在今天，郎世宁以画名于世。他的作品糅合了欧洲和中国传统绘画的特点，许多画面既可见焦点透视、明暗光影，又突出骨法用笔、气韵生动。在题材上也大大突破。整体而言，他的绘画更靠近东方、特别是宫廷绘画传统。但他的作品又明显区别于典型的院体画或者文人画，展现出一种外来的、迥异于前人的新鲜视角、表现方式和题材范围，把中国宫廷绘画推向一个全新的面相。ige

虽然郎世宁最重要的贡献是在艺术，但认识郎世宁，不能只从艺术家的角度。他同时是一位大清的臣子，和一位天主教耶稣会士。

郎世宁1688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很小就进入当地著名的艺术家作坊学画。19岁时，他被召入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后受教团派遣以画师身份前往中国。在葡萄牙停留数年后，他于1715年抵达澳门，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从1715年来华，到1766年去世，郎世宁服务清廷半个世纪，备受重用。他一生受命创作了大量专供皇族欣赏的花鸟、走兽、山水、园林、人物（包括肖像画），主持设计了圆明园西洋建筑群，还负责以图像记录皇家生活（比如狩猎）以及军事征伐（如平定西域）。一般御用画师并不授以官衔，但乾隆帝格外喜爱郎世宁，曾授予他正三品的内务府奉宸苑卿一职。

郎世宁绘《雪点雕》

郎世宁在清廷的成功，并不完全取决于他高超的艺术水平。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艺术技巧，展现了皇廷的审美趣味。和他同时代的中西画师，谁都没有像他那样得到那么多的荣誉和那么高的地位。他的画不算是美术史上最杰出的，但绝对是最能反映清朝盛期几位皇帝品味与气度的，其画风在50年里亦经历了明显的变化过程。换句话说，那种融合了东西方两种不同绘画传统、以东方风格为主又兼具欧画视角的展现方式，以及前无古人的丰富主题，与其说是郎世宁作为艺术家个人的选择，不如说是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清朝皇帝所鼓励的选择。

在他1766年去世时，乾隆下旨恩恤，追授侍郎衔，并用勤慎二字评价他。勤是他数十年笔耕不辍的描述，慎则是对这位修士品行的嘉许。当时中国已禁天主教多年，慎字恐怕是在肯定他能恰当处理信仰、政治和职业之间的关系。

郎世宁绘《雍正十二月令圆明园行乐图》之正月赏灯

谈到在华耶稣会士，一般人印象中，他们的最主要任务是传教，目的是把中国变成天主教国家。也因此，在特殊年代，他们的行为甚至被理解为是文化侵略而非文化交流。但是，并非所有耶稣会士都有传教使命。在耶稣会内部等级中，郎世宁始终只是位阶较低的Brother Coadjutor（相当于世俗修士），远不是可以正式传教的神父（Father）。当郎世宁被授予官职，很多同伴都认为这是为天主教说好话的好机会，但他并不以为然，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在耶稣会中的任务仅为画师，并无传教之职。当然，耶稣会以才艺为手段，最终仍希望中国皇帝能够接受天主教，这没有问题。但在以教士为媒介的东西方交流过程中，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宗教；今天看来最成功的部分，也不是宗教。

这并不妨碍耶稣会对作为教士的郎世宁正面评价：教团对他的纪念文中，不忘提及他因其画艺和圣洁的生活和道德而同时受到虔敬的教徒与优秀艺术家的敬仰。同时，由于他的勤慎，清廷虽然禁教，却仍然通过他，吸纳了来自欧洲的其他文化元素。

郎世宁的创作的确为中国视觉艺术开创出一个前所未有的格局，但这种格局的形成，不仅在于他本人的勤奋探索，更在于时代和环境对此格局的需求。因此他的作品，背后体现的不仅是美学，更是政治包括清朝的国内政治，以及清作为天下帝国的外部定位。

郎世宁绘《聚瑞图》

郎世宁不是唯一一个服务于中国朝廷的欧洲人，他是众多受教会派遣而来的教士之一。和郎世宁一样，这些人中，许多并不负传教之责，而是以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测绘师等身份供职于朝廷。从明末到清朝近200年，欧洲天主教会中仅耶稣会一个教团，就先后有470多人在中国服务。

在17、18世纪，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欧洲教士，在清中央政府中扮演众多重要角色。他们被委以官职，在钦天监、内务府等重要部门工作。他们负责制定历法、测量土地、绘制地图、设计武器，在和俄罗斯的边界谈判中还担任外交官的角色。在一个以农业为本、极重武备的帝国，主动而不是像鸦片战争后被迫把如此重要的部门、职责，委任给信仰相异、文化不同的外国人，不要说同时代的欧洲，在今天也难以想象。

也就是说，《经济学人》所戏拟的乾隆画像背后，折射的恰恰不是当时清朝政权的封闭和保守，而毋宁是它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和包容。当然，这个说法其实并不严谨：无论封闭还是开放，都是晚近才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历史真相以及人在特定条件下的选择，并不真的那么相关。

郎世宁绘《高宗大阅兵图》

耶稣会士在东亚的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独特的视角，来了解16到18世纪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思想交往。这个时间段，通常被称为早期现代。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欧和东亚出现了大分流：西欧强势崛起，东亚相对衰落。也是在此期间，两者第一次系统地相互了解以往交流当然早就存在，但是直到耶稣会士西来，双方系统认知的平台才搭建起来，他们在欧亚两地都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文化交流的平台，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坍塌了，欧亚交往出现严重倒退。那么，这一坍塌的原因是什么？是否用一句东亚封闭保守的传统就能解释？简要梳理一下早期耶稣会在东亚的命运，也许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东亚的现代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