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故居：艾芜故居——洁净的蓝色记忆

名人故居：艾芜故居——洁净的蓝色记忆

艾芜故居一隅   潘文伟绘

艾芜原名汤道耕，出生于清末甲辰年己巳月丁卯日（1904年）、四川新繁清流场翠云村。名之所以为“道耕”，按艾芜家从湖南宝庆府武冈州转抄来的汤氏族谱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句，艾芜的辈数排行就是此句头一个“道”，属道字辈，再加艾芜历代祖先从事农耕，便取了“耕”，遂成他本名。

现在报纸说艾芜名字“由饱读诗书的祖父起的，取‘文以载道’之意，是希望自己的孙子能够在文章的田地里耕耘不已”，疑有误。艾芜父亲坤字辈，祖父乾字辈，曾祖父正字辈，是按汤氏族谱韵文“世祚承宗祖，美德正乾坤，道继宽仁著”排序来的，并不由祖父乾字辈可做主。

之所以“艾芜”，是因刚写作时，受胡适影响，认为社会是大我，要爱大我，先爱小我，即取名“爱吾”；后觉此名易起误会，遂衍变为“艾芜”。这说法倒是靠谱，一因胡适的风格，二因艾芜曾向我有过透露。

艾芜的故居原址在今天的翠云村四组，是一所三合院式的茅屋，院中有几棵水冬瓜树，四周是农田，艾芜幼年就在这里度过。

艾芜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来自湖南宝庆府武冈州（艾芜误以为是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谭兴国的《艾芜评传》也跟着搞错），入川时代，正是张献忠屠川后，所谓“湖广填四川”，那时四川西部人烟绝迹，到处长着荆棘蓬蒿，晚上则有狼嚎虎叫。开荒和耕种都非常艰难，不仅割草、挖土，还要驱逐野兽，终日紧张而劳苦。终于，渐渐屋边长的南瓜牵起藤子，鸡的影子也在向日葵底下出现，啄食野草的籽粒……祖先们死后就只留个坟头在川西坝子的荒原上。艾芜小时喜欢趴在这些坟头玩，记得有个坟头是承字辈的，按照汤氏族谱计算，应是他上辈第八代祖先。

艾芜幼年，成都平原已是另一番景象。艾芜曾在作品里描绘道：“成都平原的冬天，只要早上雾散了去，阳光直照下来，就是相当暖和的。天空没有春季那样抹层粉似的起着光晕，但却蓝得很洁净，很清新……”

这是一幅清末民初的成都田园风光图，使我们知道原来成都冬天的天空竟蓝得那般洁净，原来唐代杜甫的“窗含西岭千秋雪”并未夸张；而今，这里的天空大都阴天阴暗，晴天灰白，偶尔在雨后天晴时，可看到西边西岭雪山身影，年轻记者们竟情不自禁在笔下惊呼：“出现海市蜃楼！”

艾芜六岁起读私塾，与著名志士何秉彝是小学同学，其间恰逢辛亥革命，那时叫“双十革命”，艾芜的第一次“逃难”就在那时。那是辛亥年秋天，艾芜家的一头大骡子被一个手提大刀闹革命的“陈大爷”牵走，牵走前还作铺垫：“官兵快要打来了，那时候，一刀一个，大的小的，都不留！”说到这里，还将凶厉的眼锋横扫艾芜一眼，惹得艾芜以后做噩梦，凡梦见吓人的强盗，就多半是这双可怕的眼睛。

骡子被“陈大爷”牵走后，艾芜的祖母从屋里拐着小脚跑出来，不满地对艾芜祖父颤声骂，祖父这才回过神，沙哑着喉咙厉声回骂：“现在大家都造反了，不给他，他会进来抢光你的……”

第二天下午，幺叔背着六岁的艾芜，与祖父祖母和母亲一块离开了家，艾芜父亲留守，并叮嘱：“晚上要指向着土墙睡呀！子弹会穿通木板的。”“晓得呀！”二十七岁的艾芜母亲含着泪回答。这就是艾芜的第一次离家，却也逃得不远，只逃到三四里路远的族人家里住着而已。不几天，艾芜父亲就来接家人，说是革命已经成功，不再打仗，可以安稳回家了。

骡子后来还没还给艾芜家呢？大约已成“陈大爷”的革命果实；即使是艾芜家里原来的那些鸡鸭，也被人杀来吃光，气得艾芜祖父每年一到“双十节”，就要黑起脸无故骂人。

那时，艾芜的堂曾祖母一家人，大都吸鸦片，年年变卖田产。到民国六年，连居家的院子及附近的田地也要出卖，汤姓族人不忍他们的祖业变成异姓所有，就劝艾芜的祖父汤乾围把它买下。汤乾围买下新院落后，艾芜的父亲汤坤庸一家和艾芜的四叔一家就迁进新院落居住。这座院落与原来的住宅相隔不过三四里路，已在彭县地界，名叫李家碾李家院子，疑是他们当初逃难躲避的地方。

艾芜十岁时，大都在他祖母娘家读《论语》《孟子》《诗经》《周易》《春秋》什么的；十二岁时，艾芜的远房堂叔祖来到三兴寺小学教书，艾芜和弟弟汤道安便转到三兴寺小学读书，一年后，因祖父又设馆教私学，就重新回到祖父身边做学生。

同年，由父母做主，给十三岁的艾芜订了娃娃亲，对方是一个家境富有但不识字的农家姑娘。这同时，艾芜以第三名的成绩在成都考得省立联合中学（石室中学），但父亲无力供给他昂贵学费，他只得又回新繁县立高等小学读书。这事对艾芜打击很大，几次走到泉塘边差点轻生。1925年，留法的热潮挑起艾芜出国念头，加上他一心想摆脱旧式婚姻，于是不等在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就离家（李家院子）出走，沿成都的锦江、黄龙溪一路南行……

但生活的无着使艾芜一直颠沛流离，1927年10月到达缅甸仰光后，竟病倒街头，被乐至县人、书法家谢无量的三弟万慧法师收留，并在法师鼓励下，不断写作，终写出《南行记》。

艾芜与湖南才女王蕾嘉成婚后住在上海，抗战爆发又举家离开上海，开始漂泊，住过汉口、桂林、重庆等，直到1985年，才最后一次回到新繁故居，面对当年那几间破败茅屋，有些伤感，之后再也没回过故居。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成都《四川文学》做见习编辑，见到艾芜，那时他已七十七岁，与也是甲辰年生的沙汀同住在编辑部大院内。那是新巷子19号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分前后两院，前院是编辑部，后院左边厢房住着沙汀，右边厢房住着艾芜，院里还有个小亭子。

儿时常在故居旁边三兴寺玩耍的艾芜当时已经信佛，平时吃素，每天上午就见他提着菜篮出去，买些豆腐青菜回来；晚上，他有时就来前院，与寄宿在那里的我、泸州的牛俊才、铜梁的陈朝璐一起，谈文学，谈人生……

1992年，我父亲去世那年，冬天艾芜也去世，几天后沙汀又去世，所以印象特别深。

今天的新繁艾芜故居，显然经过“打造”，正房两边延伸出两通厢房，呈凹字形，院坝仍栽着三棵水冬瓜树；屋前草坪竖一灰白大石，石上“艾芜故居”四字由诗人流沙河题写……

这，究竟是“故居”还是“新居”，我辈渐老，已糊涂不知了。

（笔者注：1989年9月，新都档案馆馆长等看望病中艾芜时，告之征集到《汤氏族谱》，并当面展示了祖籍湖南省武冈州的证据。艾芜感慨地说：“过去我在书中道听途说地记叙了我的祖籍，结果使我错误了大半生，也误导了不少读者，希望得到纠正，以免一错再错，否则我将遗憾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