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

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由来已久，涉及两千多年来东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接受、传播和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等一系列问题。作为一门学科的西方汉学正式出现是1814年，在1838年又产生了汉学家这一概念，但在朝鲜、日本及越南等地，中国文化的传播可以上溯到商周秦汉时期。从早期的殷末箕子入朝，到东汉末年的大儒刘熙等人避难交趾（今越南），再到中古时代日本大量遣隋使、遣唐使的出现，到处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轨迹及其巨大成就；在欧洲，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从比丘林到李摩提太，数千名西方传教士和商人遵循着各自的模式将中国传统文化带回西方世界，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的传播和研究的历史进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悠远的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与中外学术互动的历史进程中，海外华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在东亚地区，如唐朝时期身在日本的袁晋卿、刘二郎等人，明清时期的朱舜水，身在韩国和日本的孔子后代等都为中国文化的海外研究与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日本的书纪中，当时因不能直接约请到中国学者，出现了转而向韩国约请儒学者的现象——王仁便是典型的代表。在近代的中西学术交流史上，法国的黄嘉略、沈福宗，英国的谭哲华、李阳平、黄华东、齐玉堂，荷兰的周美叶，意大利的郭栋臣等海外华人都成为17—19世纪欧洲汉学家们业余的汉语教师、翻译助手和研究助理。

进入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已经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西方传教士模式和东方儒教化模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大致存在如下几种主要路径和模式：第一，传统的传教士和商人传播模式。第二，东西方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模式。第三，文艺影视和新闻媒体、出版载体的文化交流模式。第四，孔子学院、国内大学及海外华人的主动传播模式。

由于中国古代典籍的东西方文字转译著作的大量出现，一个脱离了汉语和汉字载体的文化传播，出现在东西方各国，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生命力。自孔子以来，两千多年过去了，儒学思想及其礼乐学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深刻影响了东西方诸国的思想、文化、科学、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发展进程。

在文化传播中，东西方大学和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占主导地位。加之海外华人和国内大学及孔子学院的主动传播模式，如从在北京成立隶属于巴黎大学的中法汉学研究所到洪业倡议成立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再到商衍鎏为代表的国学大师前往德国宣讲中国传统文化，直至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的出现，客观上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中外学术互动。当然，东西方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有所不同，在文化研究中，我们应重点厘清文化传播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一些价值观念的学术误读。

东西方各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依然具有很高的国策、国情研究属性。他们热衷于利用社会科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分析模型等工具理性对中国现当代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进行分析，研究中国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预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可能表现，并且加强了对中国经济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在学理上可以看出，是其把对苏联的研究模式应用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上。因此，为探明其理，有必要注意在海外出现的几种重要的中国传统文化史观，即欧洲中心论、中国中心论、民族文化优劣论、儒家中心论、汉文化宗主国论和汉文化中心移动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和研究中，如何把握工具理性和感情世界的矛盾应是一种科学的学术史观产生的先决条件。东西方汉学家们的工具理性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入其感情世界？它对汉学家们中国传统文化史观的形成能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共时性问题，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否还具有穿越时空的现实价值和文化意义，是必须先行解答的课题，这也应是海外学者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