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30万遇难同胞守灵—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 ...

23年前，他立志为南京大屠杀中遇难同胞守灵，为民族历史正名。23年里，他为30万遇难者奋力呐喊，为澄清历史真相奔走呼号，为祈愿世界和平殚精竭虑。23年后，在他的努力下，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展为闻名世界的国家级博物馆。对遇难同胞的地方悼念也升格为国家公祭，且以国家立法方式固定下来。他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

从地方小馆到国际名馆

叮咚、叮咚……每隔12秒，一滴水从高空落下，遇难者遗像灯亮起、熄灭。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12秒厅，寓意在南京大屠杀中，每隔12秒就有一人惨遭迫害。这控诉历史的12秒，砥砺了朱成山一生。

“日本鬼子抛尸秦淮河，把河道堵了，血水映红了半边天。”朱成山最早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忆，来自亲历这段历史的爷爷。“6周时间，30万同胞遇难，平均每隔12秒就有人丧生。”冰冷的数字在他的心中埋下为历史正名的种子。

1992年，朱成山从南京市委宣传部调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这并不被所有人看好，有人说他傻，往故纸堆里钻，也有人挖苦他成了“守灵人”。朱成山却暗下决心：要为遇难同胞“守灵”，为民族历史“守灵”，为国家重任“守灵”，还要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展为承载人类浩劫的一流纪念馆。

朱成山深知，第一步是要摘掉外行的帽子。白天被繁重的接待占满，他就缩减夜晚睡觉的时间，挑灯研究史学和文博知识。渐渐地，一张清晰的构建图雏形初具：每10年进行一次大规模扩建。

1995年第一次扩建中，3000个遇难者名字被刻在新建的遇难同胞纪念墙上，象征被日军屠杀的30万同胞。朱成山告诉记者：“这些名字来之不易，每个都要经历很多次调研核对，直到材料齐全才能确定。”

在此后两次扩建中，朱成山还带领团队到美、英、德、日及国内60多座城市，争分夺秒抢救文物、整理史料。1998年，东史郎将珍贵日记手稿赠予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整整5大本计2000多页，详细记录了其所在部队屠杀中国同胞的滔天罪行。

靠着这份执着坚守，朱成山把小小纪念馆扩建成世界知名的全国一级博物馆，馆藏品从不到100件发展到16万件，另有遇难者、幸存者等史料档案1.6万多份；年接待量由不到10万人次发展到800多万人次，这是一个可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接待量相比肩的数字。

从地方悼念到国家公祭

2014年12月13日，撕心裂肺的防空警报响彻南京古城。

77年前，这里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77年后，首个国家公祭仪式在这里举行，人们以国之名，祈愿和平。

第21次悼念是国家公祭。幽冥的烛光中，他静默哀思。“终于等到这一天。”年至六旬的朱成山老泪纵横。鲜为人知的是，为这个国家公祭，他奔走了整整21年。

1994年8月，朱成山前往日本时，恰巧赶上日本“原爆公祭日”，他得知公祭已开展40多次。“日本作为加害国，却长期大规模纪念遇难者。而我们牺牲了无数同胞，却什么也没做。”

没有丝毫犹豫，朱成山一头栽进方案设计中，不分日夜拼命工作，终于拟出一套详细的公祭计划。

1994年12月13日，地方上首次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举行悼念活动。此后，悼念活动每年如期举行，数以万计群众前来寄托哀思。

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国家公祭固化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使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成为彰显国家意志的重要活动。”在朱成山看来，这对促进人类文化自省和自觉具有警示与教育意义。

从悲愤正名到祈愿和平

日本右翼以种种理由质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抹黑幸存者，甚至咬定南京大屠杀是无中生有。

“南京大屠杀铁案不容篡改！”朱成山大声说道。

一次次义正词严的辩驳，惹恼了日本右翼分子，他们多次扬言要买他人头。朱成山没有畏惧，常常去日本演讲。

2001年12月，朱成山前往美国参加“和平祈祷仪式”，来自全美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和犹太教五大宗教3000人共同祈祷和平，那一刻，和平超越国界、种族和意识形态。

在人群中祈祷的朱成山开始反思：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价值和意义究竟是什么？“不仅仅是为历史正名，最终目标还是维护和平的未来。”

在朱成山的推动下，大屠杀公祭活动中加入了“国际和平集会”的内容。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在即，朱成山正在中央电视台录制《开学第一课》节目，在开学第一天，他要给全国中小学生上一堂历史课。这堂课关乎战争，不为延续仇恨，只为珍视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