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不该回去—“文学史研究是否该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对话 ... ...

对话嘉宾：王锺陵（苏州大学东吴国学院教授、院长）方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

主持人：王卓君（苏州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主办：苏州大学 光明日报《国学》版、《文学遗产》版 

承办：苏州大学东吴国学院 

时间：2015年5月13日上午 

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编写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进程。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初步建起了一个新的中国古代文学的阐释体系，参与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文化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毋庸讳言，在这一新的中国文学史阐释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由于过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学观念和现代的文学观念，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独特的发展过程和鲜明的民族特点尚缺少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我们正处于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巨变时代，如何处理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是世界各民族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来说，如何重新认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史,如何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阐释体系，是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还是汇通中西，是“西化”还是“化西”？这是当下中国文学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本期所刊载的方铭教授与王锺陵教授的对话，就是两种观点对这个问题所做出的不同回应。

一

主持人：方铭教授在他的著作、论文以及新近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倡导中国文学史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苏联化倾向，强调中国文学史研究应该有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价值、中国方法，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下面首先就请方铭教授亮出他的观点。

方铭：六经、诸子在中国古代都属于中国古代人所说的“文学”学科的范围。孔子的高足弟子子游、子夏长于“文学”，而其内容实际就是六经。刘勰《文心雕龙》概括战国时期的“文学”，以战国诸子和屈原、荀卿、宋玉为最基本的内容，但是，按照20世纪以来我们引进的西方文学学科观念，六经除《诗经》以外都不属于文学，全部战国诸子也不属于文学，最多只能算有所谓“文学因素”。作为中文系的学者，我们研究六经和诸子，似乎就缺乏合法性了。这种现象，不但限制了学者的研究范围，更重要的是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所以，我们就提出坚持中国文学本位的观点，从小的方面讲是解决我们研究的合法性问题，从大的方面讲更是为了防止“去中国化”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说要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主要是这样考虑的：第一，若从六经算起，中国古代文学差不多有三千年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文学”观念的产生，从时间长度上，要比西方早得多。第二，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相对独立存在，并且按照自己的规律演变，这就决定了西洋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相对隔膜。第三，中国古代文学有着自己的作者和读者共同认可的社会价值，承担着作者和读者所共同认可的社会责任，为中国读者提供着文学消费，而且读者的满意度是非常高的。

西洋文学的观念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体系西洋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学者在研究立场、研究视角、价值判断和研究方法上也都西洋化了，这样一个结果不利于讲清楚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文学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历史复原的过程，我们的学者应该立足于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复原中国文学的全貌，这就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中国自己的一个立场、自己的方法、自己的视角和自己的价值判断来研究问题。

主持人：方铭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是自成体系的，20世纪初以后，西方文学概念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学者研究文学的立场、态度，甚至方法，我们现在按照现代人的理念甚至西方人的理念来重新陈述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这是不对的，因此他提出了要复原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这样一个立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王锺陵先生来发言。

王锺陵：我感到，目前，一股文化保守思潮已经兴起，并已造成了相当的影响。方铭教授的观点，就是文化保守主义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体现，因此值得针对其所论及的与其所涉及的问题作一番讨论。

第一，中国古代是没有文学史的，《四库全书》上列出来的类目叫“诗文评”。文学史是在近代欧洲兴起的。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说，“修撰文学史是18世纪开创的一项课题”，“把文学史实际拓展到各个时代民族主要是19世纪的工作”。

从知识史的角度说，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欧洲各国不仅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日益形成，而且由于哲学的变更与科学的大发展，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文学史的出现，正是这一知识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文学史这一形式虽兴起于欧洲，却与“西方中心主义”无关，它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也就是说，它是属于整个人类的。

同一个时期的中国，固守于原有的农业文明，没有形成新的知识体系，现代化进程没有启动。从维新运动到20世纪，我们民族所完成的一项巨大的工程，便是尽快地掌握现代知识体系，鲁迅的“拿来主义”，便是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向前发展之需求的口号。鲁迅还写出了《中国小说史略》这部文学史著作。作为专门学科的文学史研究，如果要退到中国文学的本位立场上，那么是否我们现在仍应继承把“诗文评”作为一个类目的传统呢？

第二，汇通中西的工作，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展开，五六十年代更加盛行。如话剧界曾认真学习并运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焦菊隐便是话剧民族化的一个代表。这样一个汇通中西的传统，仍然是我们今天所必须继承的。当然，我们要创造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文学史著作，但这不是回到中国文学本位立场所能达到的。

第三，关于文学史书写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表现问题。方铭教授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史研究主要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20世纪50年代以后呈现的西方中心主义主要表现为“苏联化”。西方中心主义的标志是以诗歌、小说、戏剧三分法为基本文学形态，以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为文学的基本创作特征；“苏联化”最主要的特征是强调阶级性、典型化，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明明是用的四分法，不是三分法，因此这一点是不成立的。“形象性、想象性、虚构性、抒情性和形象思维”对于各民族文学来说，都是普适的，它不能专属于西方，因此也不能成立。

主持人：洋务运动以后，中国就建了同文馆，专门翻译西方的经典著作。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学者容闳写的《My?life?in?China?and?America》一书，直译就是“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1915年翻译为中文的时候书名为“西学东渐”，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所以觉得刚才王锺陵教授提出的汇通中西就不是现在才有的了。下面我们且听方铭教授如何回应。

方铭：融通中西这个观点我自己也是赞同的，但是，这里有个主体性问题，王先生没有讲。就是我们在融通的过程中，是坚持中国本位立场还是坚持西方本位立场的问题，即“化西”还是“西化”的问题。

王先生刚才提到中国文学史这一学科本身就是近代以来从西方传入的，我不否认。但是这并不等于中国古代没有文学史的相关研究。实际上，中国古代既有文学史著作，也有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只是没有叫文学史这个名称而已。《文心雕龙・时序》是讲文学史的，钟嵘《诗品》应该算是典型的有关中国五言诗历史的经典著作，也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严格来说，“诗文评”实际也包含有文学史研究的内容。在我看来，这只是体现了中国古代人的文学史书写形式和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形式有差异，但描述文学史发展面貌，探究文学发展规律的目的并没有和西方近代的文学史有本质上的不同。

王先生说三分法是西洋的，而中国是四分法，与西洋不同。实际上，中国现在所谓的四分法，即在诗歌、小说、戏剧之外，添加了一个“散文”的分类。表面上看起来，照顾到了中国古代文人最经常著作的散文，但四分法本身建立在三分法的基础上，因此，在四分法中，散文居于边缘地位，这与中国古代文学最重文章的传统不同。

我个人认为，讲到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要特别强调文人的概念。中国古代文学家最重要的身份是文人，而不是诗人、小说家、词曲作家。而文人之所以是文人，他最重要的就是写文章，而文章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主要的内容。

在近代以前，中国学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研究经史、诸子、辞赋，但20世纪中国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放弃了过去文人研究的主阵地，而把主要精力放在符合西洋近代文学分类的诗歌、小说、戏曲方面。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史》，按照苏联文学史体系把文学的源头定位为神话以外，还强调一切文学都来自于劳动人民，即来自于民间。按照西方或者苏联化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散文书写就只能以一些小品文作为对象，古代的经世文章不能纳入文学史书写体系，因为它们不能属于“文学”。可是，如果不讲六经、诸子、《史记》，中国文学史就没有办法写了。中国古代人最看重的是能继承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传统，能引导社会向善，发挥教化功能的文学作品，所以，韩愈赢得名声的不是他的小品文和诗歌，而是他如《原道》这样的古文。

中国当代学者在书写有关研究《论语》《左传》《庄子》《史记》等著作的时候，往往要探讨这些著作的“文学性”，我自己过去也写过类似的文章。这都是受西洋文学分类方法之苦。按照中国固有的文学观念，这些具有“文学性”的著作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们之所以要在研究中国固有文学的时候，加一个“文学性”，就是因为我们立足于西洋文学观念，为中国固有的文学寻找一个合法性。为了适应西洋文学观念，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学体系肢解了。

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没有办法完整地了解中国古代文人文学活动的全貌，没有办法复原中国古代的文学历史。所以，我讲回归中国文学本位，不是不要西方的，不是要否定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而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文学是中国固有的学科，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新学科。中国文学史也是中国固有的一个学科门类，而不是西洋近代文明传入中国以后才重新建构的。

王锺陵：我们过去有的是“诗文评”，也只有一部《文心雕龙》具有那么强的理论性，那么完整的结构。中国没有一部横贯的文学史著作。我们有不少诗话、词话，虽然其中有相当丰富的文学史研究的内容，但从形态上说，那些著作都属于“诗文评”。我们不能以一部著作来否定普遍性的情况。

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受到苏联的影响，那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非常严重。对这一点，我没有异议。但是具体问题还要具体分析。方铭教授概括的“苏联化影响”三点，就值得分析。比如“典型化”的创作方法。歌德的少年维特，巴尔扎克的葛朗台，《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等人物，都是典型。既然这种创作方法古已有之，它就不能算成是“苏联化”的表现。你要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也是受到苏联的影响，那是不可思议的。

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针，简称“双革方针”，恰恰是中国自己的东西，并非来自苏联。这一方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有孕育与初步表达。因此，说这一点是“苏联化”的体现，也是不能成立的。虽然从理论内涵上说，它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一定的相同之处，但这一方针的提出，毕竟是在中国的文艺运动中孕育出来的，具有一定时代和民族特色。阶级性概念的膨胀与盛行，确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我们的缺点是过度膨胀和滥用了阶级观念与阶级分析的方法，形成了庸俗社会学，形成了以阶级画线的僵化的思维方式。凡是地主阶级的文人，一定不好；劳动人民的创作，才是好的，并且是各种文学形式的源头。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写的那部《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观点，我把它概括为民间文学正统论、民间文学源头论。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专门批判过了。

方铭：王先生虽承认“双革方针”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联系，却更强调区别。实际上，他们之间的联系是主要的。“双革方针”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这个创作原则是跟“典型化”这样一个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典型化”的全称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虽然中国古代的小说之中，也有类型化的人物书写，但是并不是被作为创作原则所强调的。如果把“典型化”绝对化，所有的企业主都是一门心思想着剥削工人，他绝不会爱上女工，也绝不会关心工人的生活，甚至认为企业主娶工人做老婆也是对工人阶级的一种剥削方式，并把这种原则当作唯一的创作原则，文学就只能塑造《金光大道》中的“高大全”式的人物了。

鲁迅的《摩罗诗力说》大概是1907年翻译的，这是浪漫主义介绍到中国来的时间点。王国维在20世纪初撰写研究屈原论文的时候，就运用了浪漫主义的概念。陈独秀1915年出版了《现代欧洲文艺试探》，又把现实主义介绍到中国来了。虽然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理论很早就传入中国，但是，“双革方针”却一定是“苏联化”影响的产物。

我并不认为“西化”和“苏联化”一定不好，但就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显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陷阱。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大学举办了学习苏联及西方文学理论的毕达科夫班，后来，又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高等教育部制定了教学大纲，其中就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大纲，这个大纲也是后来编写中国文学史的指导性文件，是有强制性的。虽然说某些苏联化影响的词语已经被踢出，但并不彻底。

二

王锺陵：中西文学观念固然有巨大的差异，但只有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我们才能够对某种文体、某个理论问题，甚至是对整个文学具有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有透彻的理解。无论是局限于西方观念，还是局限于中国固有的观念，或是局限于中国现当代所流行的文艺观念，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方铭教授对“体现中国立场”的解释是：“我们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应是建立在中国固有文学观念范畴内的文学发展史，不是建立在西洋19世纪文学观念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样一种观念显然是狭隘的。对于文体本质特征的探究，就必须要汇通中西、融贯古今，才能有所深入。以戏剧来说，综览世界各种戏剧艺术，我们才能对戏剧下一个较为周延的定义。拙作《戏剧本体论及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之特征》说：“戏剧是一门文学性寓于表演性之中的艺术。”方铭教授现在探索的问题，有跟我当年探索的问题相似的方面；但是我现在又做了一个补充，就是说不汇通中西，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许多具有本质性的问题。我想请教方铭教授，如此则怎样写文学史？

主持人：过去是没有文学史的，我们今天来写文学史，怎么来写？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我就在想，每个人都有一个方法，用什么样的方法呢，这就是个焦点。所以我理解王锺陵教授这个观点，他的想法是总归要有一个方法来逼近，对吧？你不可能完全复原，大概这是他们两个观点的分歧之处。下面，方铭教授请发言。

方铭：王先生认为如果不借用西方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学或者文学这个概念就没有办法确定。我们知道，一些编纂文学原理、文学概论的学者，都试图给文学下个定义。王先生肯定也知道，这些定义都是不完善的。之所以不完善，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文学一个恒定的定义。我讲文学史的复原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能力给文学下定义，所以我们只能说某个国家某个时代某一些人是文学家，他们的某些作品是文学。这是因为不同民族的文学形态千差万别，同一民族不同时代的文学形态也不一样。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也不过是18―19世纪形成的，而且到西方20世纪、甚至21世纪以来，已经被抛弃了。比如说，按照西方近代的文学观念，我们的学者认为《左传》是历史著作，所以《左传》只能是有文学因素。我曾在《文艺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认为《左传》不是历史，它是一个解经文体，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为了解经的目的，它在某些细节上，有可能是虚构的，它不是写史的，你如果仅仅把它看成历史，就简单了。《文心雕龙》里有对具体的各种文体的描述，但没有一个抽象的文学概念。我们可以说哪些文体是诗，但如果抛开这种具体的文体形式讨论一个抽象的诗的概念，你肯定会失败的。即使是王先生这样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大学者，他的定义也可能是有瑕疵的。

三

王锺陵：下面我分别就方铭教授所说“中国价值”“中国视角”“中国方法”的内容作出驳论。

方铭教授说：“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经学为典范，以原道、载道为价值追求，以简洁典雅的文字，表现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记叙现实中发生的人与事，以期引导社会向善。”方铭教授将坚持这一点视之为“体现中国价值”。然而，方铭教授的这一表述是不符合中国古代文学实际的。比如，被班固《两都赋序》称为“润色鸿业”“雅颂之亚”的汉大赋，就既不简洁典雅，又非为了引导社会向善。刘勰称屈原的作品“异乎经典者”有四，所谓“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就远离“简洁典雅”四字。而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称屈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为“忠怨之辞”，则又表明屈原写作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引导社会向善。将汪洋万汇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风格用“简洁典雅”四个字加以概括，将担负着广泛社会功能的中国古代文学归结为“引导社会向善”，这是过于简单化了。方铭教授所说体现“中国价值”的“引导社会向善”论，究其实质，不过是回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王化政教说而已。

方铭教授对“体现中国视角”的解释是：“我们要努力还原一个时代文学的全貌和一个作家的全貌，而不是依赖于西洋文学的三分法、四分法选择研究对象。”首先，“还原”的要求是做不到的。我是20世纪80年代“逼近”说的发明者，也是它的主要倡导者。另一派是复原派。第三派是重构派，信奉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见，这派理论我也不赞成。

方铭教授说：“自秦汉以后，虽然中国文学的范围在不断变化，新的文体不断出现，但皆发源于六经。”因此，他在“体现中国方法”部分中说：“中国传统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主要体现为汉代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比如西方文学史起源于神话，……50年代的学者构筑中国文学的神话源头，虽然工作做得多，却总难以找到实证的基础。”这种说法涉及三个问题，第一，后世文章皆源于六经说，这是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反映。我们可以反问的是，六经又是从哪里来的？第二，所谓“汉代学者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历史观”一语甚为模糊。如果方铭教授所说的汉人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是指的后世所谓汉宋之学中的汉学，那么注重文字训诂的古文经学的治学方式，并不足以构建文学史，因为它既缺乏整体观，又没有历史发展观。再进一步说，实事求是的历史观许多民族中都有，它也是普适的，因而也不能将之说成是“中国方法”。第三，方铭教授所说中国文学史的构筑，找不到神话源头的实证。一本集中记载了中国神话的《山海经》明明放在那里，在《庄子》《列子》《淮南子》中，特别在《楚辞》中都有不少的神话内容。

各民族特别是东方与西方的历史发展道路，确实有重大区别，但既然同为从类人猿演化而来的人类，其意识的发展、语言能力的形成等诸多方面就有许多共同性，否定人类精神生成史的统一性是错误的。

主持人：王锺陵教授引经据典，娓娓道来，把他觉得不正确的观点都指出来了，甚至是否定了。但我个人认为，不管方铭教授在具体的论述中是否还存在哪些缺陷、不足，但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应该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大方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我不清楚你们两位是承续了这个传统呢，还是革新？

方铭：现在西方有学者主张小说和诗歌已经死亡，21世纪的文学是传记文学的时代。为什么小说已经死亡了呢？因为现在是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代，每一天我们通过网络、报纸、微信上看到的人间悲喜剧远比小说的虚构更加精彩，更加难以置信，更加出人意料。所以虚构的东西已经不稀奇了。所以，我们要把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观念看作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它不是永恒的真理，不是有普适性的。

“复原”历史是一个过程，“接近”历史也是一个过程。王先生为什么要“接近”，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复原”。所以在这一点上，王先生实际上跟我是完全一样的。

我说中国古代文学它的一个基本的、核心的功能就是引导社会向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排除中国古代存在不能体现向善诉求的文学作品，但这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也不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更不是中国人重视文学的初衷。

王锺陵先生把中国文学向善的传统和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这个是对的。但是，他把中国传统文化都和统治阶级的意志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不对的。在宽泛的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实际上是政教分离的社会，君主虽然权力巨大，地位尊崇，只要他的所作所为严重违背了孔子的思想，布衣都可以写文章批评。也正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都能够朝善的方向用力。

我们今天判断一个传统的好与坏，我认为关键点应该追寻到孔子那里。孔子思想代表着人类发展方向，其核心思想是大同，实现大同的方式则有忠恕、均平、仁惠三者，这三者完全包容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而且比这几个口号的内涵更丰富。我过去讲传统需要整理，这个整理不仅仅是整理古籍，更是要梳理哪些属于传统，哪些不能构成传统。

王锺陵：在中国经济更深地融入世界经济之中的时代，面临着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任务，我们民族文化与学术的发展所必须走的道路，仍然是汇通中西、融贯古今、创造新文化与新学术。崇洋迷外会使我们民族丧失自我，而文化保守主义则会使我们民族退回到一个陈旧的自我上，两者都会断送民族文化发展的生机，我们民族要的是一个更新了的自我。

主持人：今天他们的这样一个讨论和对话，使我联系起中国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鹅湖之辩”。“鹅湖之辩”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非常著名的一次辩论，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重大。方铭教授的观点从弘扬民族文化，建立中国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这个角度来讲，有深刻的意义。王锺陵先生尽管对方铭教授的论述做了反驳，但也是殊途同归。无论是汇通中西，还是融贯古今，最终都要为我们形成中国特有的文化学派、文学学派，为我们本土化的思想成果来付出心血和努力。所以王先生在这个方面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结束之前呢，我要再念习总书记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作为今天两位先生对话的结束语：“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最后，衷心感谢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同学，没有你们的参与就没有今天的精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