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胡适日记,有历史了。最早看的是台湾远流版的,不叫〖胡适日记〗,叫〖胡适的日记〗。1997年写〖徐志摩传〗,在外文书店订购了远流版的〖胡适的日记〗,一时到不了,便从山西大学图书馆借了一套,影印的,十八册。等我看完,外文书店的货还没有到,就退掉了。过后我就知道自己做了蠢事,该买下的,记得是三千六百元,还是小气了。现在两个三千六也买不下了。远流版的〖胡适的日记〗,通常叫手稿本,在胡适的日记里,是个很贵相的版本。 胡适是个喜欢记日记的人。留学时,就记了几本,后来出版了,叫〖藏晖室日记〗。1917年回国,从1919年起,不是说天天记,月月记,基本上坚持下来,记了几十年。 胡适的日记,有个特点,就是真实,细致,相关的材料也记。好多不是记,是贴在上面。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的〖胡适日记〗,把一部分贴件也整理出来,附在日记正文后面。还是不全,比如我看的手稿本里,贴着多份『苏梅事件』的文件,安徽的本子里就没有。 说真实,不是说真的有什么记什么,『事无不可对人言』。他不会这么傻。会记说错了的话,做错了的事,不会记那些玷污自己人格的话和事。这并不是说他的日记不真实。他的办法是回避,该记的记,不该记的不记,再是隐喻。徐志摩说过,凡胡适写的诗,前面有序的,都可疑。就是说,他用前面的序,来掩盖什么。日记里也常用这个办法。 胡适对他的日记很看重。在上海办〖新月〗的时候,有次梁实秋和徐志摩、罗隆基去看他,他当时住在极斯菲尔路(现在叫万航路)上,去了胡适正在会客,胡太太让梁实秋三个先去楼上书房等一会儿。三个到了楼上,东看看西看看,徐志摩见书架下面有一叠稿纸,拿出一看,大叫起来:『快来看,我发现了胡大哥的日记!』他们刚看了几页,胡适会完客上了楼,见他们正在看他的日记,笑着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神色严肃地说:『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梁实秋〖怀念胡适先生〗) 胡适认为他的日记,将来可以补官书之阙。1930年1月30日的〖日记〗里说:『前天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第四次报告寄到我处,其中有去年一月西湖常会的事,附粘在此,作一种官样记载史事的绝好例子,百年之后的读者固然不能了解此会的意义,即今日局外之人试读此几页纪事,若不读我前年十二月和去年一月的日记,那能了解其中的意义?于此可见官书之不可信。』 看胡适的日记,确实让人长见识,有许多东西,不是他记下来,后世就不一定知道。举个例子。九一八事变后一两年,日本人就占领了热河。现在的历史书上,只说国民党政府怎样不抵抗,守卫部队怎样稍事抵抗,敌强我弱,终于不支,致使国土沦陷。不能说错,但恐怕不全是这么回事。 胡适日记里记载:1933年3月2日晚上,张学良请胡适吃饭,张说,南淩(韩注:南淩这个地名,我在地图上找不见,疑心是写错了)已失了。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旅,行入热河境内,即有两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他要后援会派人去做点宣传工作。 3月4日载:今天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本人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 不到一年察哈尔失守。1934年1月24日载:第三十二军(商震)的一个秘书李遇之来谈,他说察哈尔『已非吾有』。人人皆望日本来统治,许多百姓把田契贴在门上,挈家逃往热河。牧羊人,把羊赶到张家口,每只要纳税一元,还保不住能卖掉不能。养五百只羊,就须纳五百,谁还敢牧羊呢?商震的部队驻在通县。此次刘桂堂叛变,他的两千多人横行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商震近来学外国文,有一天,他的外国教员问他:华北有几十万大兵,怎么刘桂堂能这样横行无忌呢?商震红了脸,无话可答。 知道了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军队,又是什么样的民众,就知道为何日本人那么快就占领了华北。知道这一点,没什么可羞耻的,只不过是让我们了解历史的另一面而已。 于此可知,胡适说他的日记可补官书之阙,不是大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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