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韵国学特约评论：迈步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征程

（三）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到“文化自信”

十九大对党章进行了修订，大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将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提升到一个崭新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发展。

早在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十八大所做的报告中指出了“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四个自信”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理论自信不能离开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同中华文化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中进一步体现了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内蒙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求是”杂志社的综合性政治理论半月刊《红旗文稿》上，有一篇刊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并列提出的重大价值”。

文章指出，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政党对社会主义内涵的认识是建立在理论、运动和制度“三者统一”基础上的，尽管我们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实现了由一般规律到特殊规律认识的深化，实现了由 “三者统一”到“三个自信”的拓展，但总体上讲，以往的认识还是局限于“三者统一”的大框架内的。

由于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主要在道路、理论、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因而在对接社会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上显得不足，进而对相关领域的许多深层次问题至今缺乏有说服力的解答。

比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产生的科学思想，为什么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生根开花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当然是有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和深厚文化土壤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应当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

《红旗文稿》的这篇文章进而明确指出，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间的这种内在契合性，以往我们对此的研究是不够的，处于“两张皮”的隔层状态，还有待突破。

事实上，就中国社会而言，一旦打开这样的思考空间，必将会迎来这方面研究的根本性突破，也必将更为有力地回击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去马克思主义化”等等错误思潮，有力地提升中国话语构建和走向世界的底气和能力。

而“四个自信”并列提出突破了这一逻辑框架，这是新时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突破，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内涵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突破。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并提出“四个自信”，为我们深入破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基因，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图为上海洋山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