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韵国学特约评论：迈步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征程

（七）开启新时代中华文化复兴征程之“和谐、有序、富强、美丽”新四化

美丽者，衣也！

富强者，冠也！

和谐者，乐也！

有序者，礼也！

——这是来自中华文化源头的华夏文明火种的核心诠释！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迈步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征程，可以谋篇布局、排兵布阵，“衣”、“冠”、“礼”、“乐”齐头并进，也就是“和谐化、有序化、富强化、美丽化”四大进程齐头并进，初步达成“衣冠礼乐”的全方位复兴，从而根本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1、美丽化进程标志——“正衣运动”

“美丽化进程标志”，即所谓“正衣运动”，意指通过华夏服饰复兴的标志性运动，来开启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美丽化征程”。

汉族的原称，是华夏民族；汉服的原称，也即是华夏衣冠。

华夏民族，这个星球上最庞大的民族，也是这个星球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传承。华夏之名，便是来源于她美丽的肌肤——“华夏衣冠”。

人类从最初赤身裸体的远古洪荒之野，步入文明时代以来，一个共通之处，都是有了衣服蔽体。从赤身裸体，到衣服蔽体，这即是文明与野蛮的一个重大分野。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称霸的齐相管仲，在其《管子·牧民篇》中所言。食物，是人类物质生存的第一需求，而衣服，则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首要体现。

每个文明圈里，每个文明种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具有外在显著区别特征的，有别于外部文明的服饰体系。如东亚的和服韩服，印度的沙丽，阿拉伯的长袍，欧美的燕尾西服等等。近代以来，唯中国独无。“全世界那么多民族，很多没有文字，但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服装，只有华夏民族（汉族）丧失了自己的服装。”

“汉语”、“汉名”、“汉服”，乃是华夏民族（汉族）的三大文化表征。

1）这里的“汉语”，指的是华夏民族的通用语言，华族的语言和文字。

2）这里的“汉名”，指的是华夏民族的姓氏名字，尤其是华族的表字。

3）这里的“汉服”，指的是华夏民族的衣冠服饰，由汉服延伸及礼乐。

就衣服而言，古代流行的衣服领口制式，一般分为体现华夏族文化特色的交领、鲜卑族文化特色的圆领、满族文化特色的厂字领和对襟竖领几种。

汉服的基本特征：交领右衽，褒衣大袖（亦有窄衣小袖），无扣结缨（几乎不用纽扣，而于腋下结缨系带），线条流畅，飘逸潇洒。

所谓“汉服”（华夏衣冠），并非特指汉朝服饰，而是指汉民族传统服饰，又称为汉装、华服，主要以华夏民族（汉代以后又称汉民族）文化为基础，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具有华夏民族文化独特风貌性格。自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汉服已具基本形制，历经宗周八百年礼法的承继，到了汉朝形成完善的衣冠体系，并普及至全体民众，还通过儒学和中华文明影响了整个东方礼乐文化圈。

汉服，实际上是一种完全尊奉天道（天地自然之道）思想的一种服饰，并不局限于汉民族或者华夏民族穿着，在早期周边邦国和四夷之中，只要认同了中华文化和天道思想的民族，都有普遍穿着，比如北魏鲜卑族的汉化改制，又比如朝鲜高丽时期，以及日本、越南、琉球等周边邦国，都受到这种服饰文化的影响。

汉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伟大的服饰之一。

汉族服饰几千年来的总体风格是以清淡平易为主。汉族古代的袍服最能体现这一风格，这种袍服的主要特点是宽袍大袖，褒衣博带，形制虽然简单，但一穿到人身上便神采殊异，可塑性很强，附着在不同体态的人物身上，顿时具有了一种鲜活的生命力，线条柔美流畅，充分体现了汉民族柔静安逸和娴雅超脱、泰然自若的民族性格，以及平淡自然、含蓄委婉、典雅清新的审美情趣。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中语言文字在对外传播时，一方面由于不同民族的文化差异和语言障碍，外部世界学习掌握、融会贯通较为困难，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形成大规模的声势，同时对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等的对外传播，也很容易受到别的国家的反冲和抵制。

然而服饰文化不一样，一方面他是美丽文化的外在表征之一，从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像我们历史上这么高度的尊崇衣冠服饰。服饰的美是可以超越人类文化差异而得到认同的，我们应该有这个文化自信。

复兴美丽服饰的“正衣之举”，将会开启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第一征程。

（汉服迎宾者，撞响编钟，以宫廷雅乐迎接中美两国元首及夫人步入人民大会堂）

2、富强化进程标志——“正冠运动”

“富强化进程标志”，即所谓“正冠运动”，意指通过华夏冠名复兴的标志性运动，来开启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富强化征程”。

正如前文所述，就中国古典文化内涵而言，“美丽”的标志和象征，在于衣裳服饰，而“富强”的标志和外显，在于冠冕。

什么是“衣冠”，衣就是交领右衽的汉服，冠也不是唐宋时期的帽子，而是轩辕黄帝制定的平天冠衍变下来，夏商周秦汉魏晋以前通行的冠盖之类。至于唐宋时期逐渐流行起来的官帽、幞头之类，乃是五胡乱华后兴起的鲜卑遗风，且不多言。

中国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就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开始用织成的麻布来做衣服，后又发明了饲蚕和丝纺，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

这个轩辕黄帝一统华夏的上古时代，乃在三皇之世，更在五帝之初。这是当初华夏先民脱离洪荒时代，初步进入文化繁荣、武力强盛、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时代。从这个时代开始，黄帝正式制定了完备的华夏衣裳和冠冕制度。

《史记》载，华夏衣冠皆为黄帝所制。“黄帝之前，未有衣裳屋宇。及黄帝造屋宇，制衣服，营殡葬，万民故免存亡之难。”黄帝时代冠冕出现，服饰制度逐渐形成。夏商以后，冠服制度初步建立，西周时，逐渐完备。冠服制被纳入了“礼制”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

后世汉服中冕服里的冠式，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冠式，也称“旒冠”，俗称“平天冠”。与冕服、赤舄、佩绶等同时在祭祀等大典时穿用。

冕，《说文》有解：“大夫以上冠也，邃延垂旒统纩。” 冕是帝王、公卿大夫在参加祭典等典礼活动时所戴的等级最高的礼冠。袁世凯登基称帝时，改制颁行的冠礼服中，即考其古制恢复了黄帝平天冠。

实际上“衣冠禽兽”，这个词语的有关内涵，展开来理解，即是“人无衣冠，何以异于禽兽？”对于衣冠而言，不是简单的一件汉服，穿上就完毕了。

我们的冠呢？这就牵涉到，作为汉唐盛世时期，朝廷官学之根本，儒家第一经之《孝经》的开宗明义篇上的第一段话：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断掉华夏文化根基的举措是什么？是“剃发易服”！是通过“剃发易服”的阳谋，强行割裂孝道的初心，来最终断掉了中华核心文化的始终。

360多年前，当初被毁掉的，并不仅仅只是我们华夏的衣服！

之所以，我们把加冠作为社会富足强盛风貌的呈现，是有原因的。

因为，男子加冠和女子及笄，是礼乐文化圈青年男女成年的标志。

现在，民间也在逐步的开始提倡和践行加冠礼（及笄礼），或者集体成人加冠礼。

这中间还牵涉到两个问题。首先，是加冠的日子，应该选择在哪一天？

黄帝在位，始制衣冠、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轩辕黄帝时期，有许多极为重要的发明改制，并颁行天下。其中最重要的，是从黄帝开始，正式确立了冠冕制度。

“三月三，轩辕诞”，这一天上巳节，是帝祖轩辕黄帝的生辰。

青少年行集体冠礼的话，一般建议为高一或者高二的下半学期（春期），最好就统一选在夏历三月初三帝祖圣诞这一天。

华夏族的成年礼，为男子冠礼，女子笄礼。据经书以考，上古时代，士族以上阶层已经开始普遍实行冠礼。按周制，男子二十岁行冠礼，然天子诸侯有时为早日继承大位，执掌国政，多提早行礼。传说周文王十二岁而冠，成王十五岁而冠。既然为了方便早日执政，可以提早行礼，为何《礼记·曲礼》中又明定“男子二十冠而字”呢？

关于黄帝即位时之年龄，古书众说纷纭，有称“黄帝二十而冠”者，有称“尧帝二十而冠”者。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古者圣人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家，五十而治天下，七十而致政，四肢倦惰，耳目聪明衰，禅天下而授贤，退而养其生。”

可以认为，“男子二十而冠”之古代礼法，应该是遵从了最初的古制，也就是遵从了当初轩辕黄帝即位，确立冠冕制度首行冠礼之古意而制定的。所以男子个人二十岁行加冠礼的话，也是有依据的。

其次，是加冠之时的名号问题。

国有青史，家有宗谱，皇帝有年号、庙号、谥号，而个人也当有姓、名、字、号。

《礼记·曲礼》中明定“男子二十冠而字”，为何不只说“男子二十冠”，要在后面加两个字，变成“男子二十冠而字”呢？

有冠而无字，莫如不冠也。

现代的人，有名有姓的多，有字号的少。有的人可能有笔名、网名，但就是没有表字。

刘备字什么？诸葛亮字什么？李白字什么？杜甫字什么？

大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字国瑞，原名重八，后取名兴宗，改名元璋。

为什么朱元璋一开始没有字呢？还是说蒙古统治时期，大家都不能取字呢？

元代很多人，不能有字，那为什么明代的人，又开始可以有字了呢？

什么时代不能正名取字？什么时期可以恢复表德之字？需要认真思考？

当打破西式白话文运动的迷思，社会上真正掀起尊重中华传统文化的新时代浪潮的时候，就可以理直气壮的大规模恢复正名取字了。

孙中山有字！蒋介石有字！毛泽东有字！邓小平也有字！

那现代的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字？表德之字，应该在什么时候取，由谁主持，有谁参与，由谁赐予最合适？

当“正冠运动”在全社会风行后，补行加冠礼、及笄礼之人，一般应该在加冠或者及笄典礼上，事先取好五行表德之字，由师长亲自赐予，并当众宣告。

在轩辕帝祖的圣诞之日——三月初三“上巳节”，由儒学宗师或授业恩师赐字，并向父母师长拜谢，特别有纪念意义和深远文化含义。

现代提倡的是冠名复兴运动，而不是简单的加冠运动。首先在彼此的称呼上，就要开始改变起来。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正冠之举——“富强化征程”的首要标志，在全民中真正风行起来，所产生的影响和波及面，将会比正衣之举的“美丽化征程”本身，更为壮大。

3、和谐化进程标志——“正乐运动”

“和谐化进程标志”，即所谓“正乐运动”，意指通过华夏雅乐复兴的标志性运动，来开启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和谐化征程”。

音乐的内蕴是以人的情感为轴心的，古人早就将五音各调归类：“宫音和平雄厚，庄重宽宏；商音慷壮哀郁，惨怃健捷；角音圆长通澈，廉直温恭；徵音婉愉流利，雅而柔顺；羽音高洁澄净，淡荡清邈”。

《礼记?乐记》曰：“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

（1）宫音属土，君之象也

（2）商音属金，臣之象也

（3）角音属木，民之象也

（4）徵音属火，事之象也

（5）羽音属水，物之象也

五声律也就是“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所形成的乐律系统，是中国古代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和精髓，而五行说对于五声律的起源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最早的“宫、商、角、徵、羽”的名称,出现在二千六百余年前的春秋时期的《礼记·礼运》中，而在《管子·地员篇》中，则出现了采用数学运算方法获得“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科学办法，采用此方法得到的“宫、商、角、徵、羽”，相当于今天简谱中的1、2、3、5、6，是乐曲中的主音，并表示了其中音阶关系。

《左传》中记载，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在回答赵简子的询问时说：“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意思是说，不论什么地区、什么形式的歌曲，也不论是用七音，还是六音，都是以“五声”为主。这也说明了即使在不同的音乐或者不同的音阶形式中，五声都是最重要的音阶。

在古人看来，音乐是人类感悟天地和谐的一种表现。宋代音乐理论家朱长文说：“圣人观五行之象丽于天，五辰之气运于时，五材之形用于世，于是制为宫、商、角、徵、羽，以考其声焉。”其实这已清晰地说明了五声律是根据五行而来的。

《正声歌》说:“木声多远实，鸣亮其喉间。火声焦且散，完响望中闻。土声沉重远，一响众人惊。金声完远妙，焦破不堪闻。水声无散乱，清净成群伦。”这里的木声就是角声，火声代表徵声，土声代表宫声，金声代表商声，水声代表羽声，这样我们就可以依稀看到五声发音的眉目了。

从听觉感觉来说，宫音浑厚较浊，长远以闻；商音嘹亮高畅，激越而和；角音和而不戾，润而不枯，徵音焦烈燥恕，如火烈声；羽音圆清急畅，条达畅意。

《乐记》认为：“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孔子把音乐当做国家安定或战乱的回音器。这里的“政”并非具体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行为，而是指在一定的阶级统治下的社会生活。“通”是指音乐里面所蕴含的道理与社会生活的实质，尤其是与阶级统治下的社会生活实质有关系，两者道理相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以此说明了音乐与社会生活、政治状况的关系，提出了音乐可以表现社会的政治、为政治服务的观点。

音乐成了世道兴衰、国政治乱的一面镜子。

明代郑王世子朱载堉在《律历融通·律音》中说：“凡五音，其三为纲，‘宫’‘商’‘角’是也；其二为纪，‘徵’‘羽’是也。纲者，声之根本，故为君、为臣、为民；纪者，声之支末，故为事、为物，此三天两地之义也。”

《礼记·乐记》说：“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怙懘之音矣。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民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叠相陵，谓之慢，如此则国之灭亡无日矣。”

当这五者的关系处于正常状态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是正常、平衡和健康的。但是，只要有一者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异常。

孔子详细地给我们讲述了这五声出问题的时候国家会怎么样：“宫”声乱了我们就会知道君王过于骄恣忘形了，“商”声乱了就知道臣子不守臣规堕落了，“角”声乱了就知道人民的生活愁苦悲愤，“徵”声乱了则知道人民的劳役繁苦，“羽”声乱了则知道国家人民的财物匮乏，如果这五声都乱了那么这个国家快要灭亡了。

于是音乐就具有了双向社会特质。

第一，通过音乐使人们体察到社会风气，道德情操的健康向上或颓废腐败，这说明音乐反映出某种社会情感和社会心态，也强调说明了音乐是社会的产物；

第二，社会风俗的盛衰，社会道德的高下是通过音乐观察出来的，则音乐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的精神状态。这又表现出音乐在对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

五声律不仅能代表君臣民天下物，而且还有一个对个人来说很重要的功能“修身”。由于音乐可以从根本上使人们内心平静、安于本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音乐基本上是每个文化人的必修之术，而音乐的修习，实际上就在于培养自己的情操，提高自身的素养。在中国古代文人必备的修身四课琴、棋、书、画中，音乐的修养被放到了第一位，这不是偶然的。

在很多古典文献中，都介绍了五声律的每个“音”对人们的影响及被人们赋予的内涵和生命。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爱仁；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敬而好礼。”

在中医里，五声律可以对人的健康起很大的作用。五声律还和社会的美学、礼学、易经、占卜学以及战争学等都有紧密的联系。五声律在中国古代流传了几千年，在传统文化中影响力是巨大的，影响范围是广阔的，大到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定团结，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已经紧密地和古代人民的思想生活融合在了一起。

音乐五声律是宇宙万物的象征，是土金木火水、君臣民事物的对应物，预示着大自然的瞬息变幻规律和乾坤天地以及社会生活运转的道理。“音之数不过五，而五音之变，不可胜听也。”音乐在与五行说的结合中力求达到人们所向往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在古代中国，不管是五行说还是五声律，它们终会被纳入朝廷协和天下、教化万民的工具体系中。《周礼·大司徒》中列举了十二种教化人民的方法，其中就有“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争”的内容，认为五声律所代表的华夏传统音乐能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中和，使社会的各个阶层亲睦和爱，这样就能使“尊卑、亲疏、贵贱、长幼、男女、内外”等伦理的差异通过音乐的作用而调和起来，让各阶层的人经过音乐的感化和熏陶，和谐地相处在这个社会的统一体中。

由此可知，复兴华夏雅乐的“正乐之举”，内容丰富，影响广大，必将会吹响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和谐化征程”的号角。

4、有序化进程标志——“正礼运动”

“有序化进程标志”，即所谓“正礼运动”，意指通过华夏礼仪复兴的标志性运动，来开启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有序化征程”。

何为“礼”？《说文解字》载：“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丰。”

由此看来，“礼”原指一种祭祀的仪式。后来随着宗教文化的发展，“礼”由最初的原始宗教性功能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内容繁多、范围广泛，涉及社会行为各个方面的行为规范，这时的“礼”明确、严格地规定了上下等级、尊卑长幼之间的秩序，对全社会成员具有极大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早在夏商周三代以前，古圣先贤制礼作乐，形成礼乐制度，运用“礼”教与“乐”教，形成了一套礼乐制度，来维护家国天下秩序与社会人伦和谐，构成了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在先秦的夏、商、周诸礼之中，周礼是最为完善的。周人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制定了反映伦理道德规范、国家社会秩序的周礼，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详尽地规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准则，用严格区别亲疏，长幼，贵贱，尊卑，上下，男女等的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来维护和巩固国家统治。

孔子的“礼”就是在周礼的基础上进行损益和变革而形成的。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孔子对周礼进行了合理的改造，扩大了“礼”的价值内涵和普及范围，使“礼”由协调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和礼节形式，上升为“为国以礼”的政治制度。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万物，役使群众，岂人力也哉？余至大行礼官，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其所由来尚矣。

“礼乐”，现代意义上去理解，简而言之是指礼节和音乐。古代帝王常用兴礼作乐为手段，以求达到尊卑有序、远近和合的目的。

礼乐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谦和有礼，威仪有序，这是中国古典“礼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所在，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

《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是说乐的作用在于和合内外，礼的作用在于区别次序。然而，礼和乐虽有形式、功用上的不同，但却是相辅相成的。“异中有同”，是谓“礼中含乐”。“同中有异”，是谓“乐中含礼”。万事万物皆负阴而抱阳，这也体现了东方古老的阴阳哲学观念。

“礼”是为了区分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和敬，两者结合，为的是维护上下等级秩序，巩固统治基础而更有效地统治国家。礼乐制度是周公在前代礼乐的基础上考定增益后而颁行的，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进而形成和谐有序的社会统治基础。

在周礼中，“礼”与“乐”是相互配合、相辅相成的，“礼”体现为等级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但是仅仅有“礼”是不够的，单纯强调“礼”可能会造成等级间的距离和人际关系的冷漠，而“乐”的作用就是与“礼”相配合，起调和关系、融合感情的作用，消解由“礼”所带来的等级差别感，以达致和谐的理想境界。二者虽然功能各不相同，但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序的社会政治制度。

自周朝以后，历史上每个朝代兴起后都要有一番“制礼作乐”之举，或者把前代流传下来的礼乐加以改造，或者根据当时的需要制定新的礼乐，历代史书里面都有一部《礼乐志》。那么，在西周“制礼作乐”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再到以后每朝每代的“兴礼复乐”，这中间明显存在着一个断层。

是谁将这个断层连接起来的呢？儒家是其主要的贡献者，儒家创立者孔子则是继周公之后，发展中国古代礼乐文明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他一方面继承、推广和宣扬礼乐文明，整理、传播了记载古代礼乐文明的儒家经典“六经”，另一方面以礼乐为解说对象，着力彰显礼乐文明的精义，强调礼乐文明的人伦教化和治世功能。

孔子重塑传统礼乐文化的终极目的之一就是社会秩序，其大力主张周礼的恢复和遵守，也是旨在重返王道政治权威下的社会秩序。不过，这种社会秩序与政治等级的实现和维护，在孔子看来，其实是不仅需通过礼加以推行和保证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而且更是以包括君臣上下关系在内的人伦之间的对待与和谐相处、彼此相互尊重各自人格为前提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当然，孔子的这种“和谐有序论”，是离不开整个社会的人伦和谐化与人际有序化的，最终是以全方位的各种伦理道德之自觉达成调适而实现的。

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孔子礼乐观，实质是使每个个体在平时礼乐的教化中，区别于他人而又调适于社会，自我与他人在推己及人、换位思考中和谐相处。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各类人伦关系中，个人以相应自觉形成的道德伦理，如仁义礼智信等，修养身心而又融洽社会。在外在的“礼乐”养成个体的德性的同时，将世间的这些人际伦理，内化为个体的道德自觉意识乃至自身的生存需要，使“礼乐”最终符合人类成其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共同体的伦理要求与道德诉求。

对于“正礼之举”的操作层面而言，初始阶段应分为个人正礼与集体正礼。

个人之正礼，重在兴复“正坐”与“揖礼”。

集体之正礼，重在兴复“祭礼”与“冠礼”。

至于国家层面之“公祭”乃倡议如下：

（1）天道大祭之典（天地自然，宇宙化生）

（2）黄帝公祭之典（轩辕帝祖，开启文明）

（3）孔子公祭之典（至圣先师，传继道统）

（4）圣贤公祭之典（明德圣王，修治贤良）

（5）英烈公祭之典（功勋英雄，牺牲烈士）

以上“正礼之举”，仅仅是提纲挈领，以期达到纲举目张之效。不过，构建和谐有序社会的过程虽然可能漫长，但是这一复兴华夏礼仪的“有序化征程”，终将铺平新时代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最后终极大道。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来讲，我们聚焦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通过华夏衣冠礼乐复兴的标志性运动，来推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新“四化”，以最终实现全面建成新时代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梦想。以衣冠礼乐的复兴为引领，开启了“和谐化、有序化、富强化、美丽化”的伟大征程，就开启了全面建成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

实际上，衣冠礼乐之复兴，可以先由衣冠入手，进而带动礼乐之兴。衣冠仅是表象，礼乐方为本质，二者互为表里。只有华夏内在核心的礼乐文化真正复兴，才是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真正意义上的全面伟大复兴。

当然，要真正彻底讲清楚，“衣冠礼乐”复兴为载体的中华文化复兴历程构想，也就是“和谐、有序、富强、美丽”的新四化征程脉络和路线图，涉及到的有关方面的许多问题，需要花更多一些时间来仔细梳理阐述中华文化以及全球文化演进的相关知识和脉络，限于篇幅，仅略而言之，容后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