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改革者·孝公与商鞅

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黑色裂变〗担得起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虽然偏执于冷静治学态度的学人，可能会觉得它过于热血和理想化,但正如商鞅所说，『守十者乱，守一者治』，作者大概深得商君为事之道，写作目标明确——展现这个东方帝国的生灭兴亡史，将自己对这段文明的景仰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人。主体脉络都有史可寻，主角的重要言论都有籍可考，细节发散基本合理。书中的时代和人物，值得一谈。

作者笔下的先秦时代，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相较于其后几千年的政治斗争，那个时代的伐谋，更像是一种『阳谋』。彻底地变法、刷新自己，成为每个诸侯国根本的、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今日布衣明日便为权臣，文可安天下武可定乾坤。名将辈出，大才云集，英主迭起，百家争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俗，都在大争之世中碰撞出灿烂的辉煌。

两千多年后，毛泽东在领导又一场开天辟地的革命时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话用来评析商鞅变法，也是很准确的。孝公和商鞅君臣的品质与变法成败息息相关。『改革之事，非有果断之决心和坚悍之心力，未易抗众议而排万难。』

孝公即位，秦国在天时上并不占优势，内部贵族势强，外部强敌日逼，河西属地，也被魏国兼并，自开国以来，国势从未如此迫促。孝公割地示弱，血书『国耻』石，誓言图强。书中还讲到老子入秦时预言秦将一统天下的传说。孝公问继任者嬴驷：『若神明占卜，说秦将为天下霸主，子何以待之？』嬴驷说：『纵然天命所归，亦需人事努力。儿臣当似有若无。』孝公十分欣慰：『秦国纵可一统天下，也要一步步一代代地去苦做，去奋争。』

商鞅四说孝公，前两次孝公并不满意，但他只是不作声或打瞌睡。到第四次与商鞅谈话时，孝公听得如痴如醉，不知不觉和商鞅抵膝谈心。即使太子犯法，商鞅为树立新法权威要严惩太子和太子傅，他也是放手让其去做。小说写变法前商鞅要孝公答应三个条件，其一就是国君对变法大臣要深信不疑，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孝公欣然答应：『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终我一世，绝不负君！』

商鞅法家大才，有自己的理论信仰。用时下的话讲，他是个学者型官员。看〖商君书〗篇目：『更法』『垦令』『农战』『算地』『战法』『赏刑』『君臣』……涉及法制、经济、农业、军事、吏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章太炎说：『法家者流，则犹通俗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言下之意，商鞅是政治家，是为国家发展制定全面统一的规则。

商鞅行事，务实且目标明确。司马迁说不耻于商鞅靠嬖臣得以觐见孝公，这就有些迂阔了。商鞅行事，临大事而有静气。四见孝公，先以帝道，再以王道，再以霸道，最后才端出法家之说，道出自己的政见，也摸清孝公的意图，确定了君臣间统一的目标。商鞅行事，凌厉而有胆气。他有一段名言：『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是，犹豫、徘徊不定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有独到见解、高屋建瓴的人，当时一般民众多难以理解，但方针既定，于国民有利，排除万难也要强做。

〖史记〗记载，赵良见商鞅说其『危若朝露』，教他辞官隐退，恢复原法，但『商君弗从』。司马迁说商鞅是贪图秦国政教荣宠，我却认为还是事业未竟更可信。好在历史不负商君！

后世对商鞅的毁与誉都可谓汗牛充栋。但历代改革者，均将其奉为标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桑弘羊说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王安石借诗言志：『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少年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说：『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改革者知改革艰难，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要凤凰涅槃的决心，勒马回首便只能画地为牢，纵马一跃方可盼天地开阔。『悬崖勒马的是将，悬崖不勒马的是王！』这正是给孝公、商鞅和所有改革者的最好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