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中医教育是什么样的？

论明、清时期的中医教育

明、清两朝均设立太医院，医学教育均由太医院掌管。总的来看，明朝的中医教育还是比较兴盛的，与宋元相比较变化不是很大，而且还主要分为中央和地方两大类。清朝的中医教育大体上承袭宋、明以来的制度，但已不复历代兴盛。至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国势衰微，政府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渐尖锐，传统的医学教育已是每况愈下，面临崩溃的边缘。

明朝地方医学教育重于中央

明朝初年，医学教育仍然归医学提举司掌管，后寻改为太医监，吴元年改为太医院（院使为正三品）医学官官品、地位得以逐渐提高，医学教育得以逐渐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明朝太医院的教育规模比较小，主要负责皇帝和皇室的医疗保健，同时还要兼顾皇亲国戚、朝廷文武百官的诊疗工作，地方官员和百姓的医疗则无法得以保障。

为此，洪武17年（1384)政府规定府、州、县除设立儒学、阴阳学外，也必须同时设立医学，地方医学校在全国普遍设立，明朝的地方医疗卫生及教育机构之发达也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由于明朝太医院待遇很低，不仅太医院院使仅为正五品，远低于元代的正二品，而且永乐以前，太医院医士没有月俸。永乐时始给有家者月支米五斗，无家者月三斗。因此，医士们常因生活困苦而私逃，产生了明朝所特有的医生逃匿现象。与之相反，在府、州、县供职的医生，生活却相对安定。这种情况，也使得全国各州、府、县的地方医学得以顺利发展。

清朝官办医学教育明显衰退，民间中医教育持续兴盛

清朝的医学教育大体上承袭宋、明以来的制度，但中央医学教育仅由太医院内设教习厅进行小规模封闭式培养，而且学生来源比较局限，数量很少。而且，清朝初年，朝廷就将医学教育分科从明代的13科减为11科，后又多次合并或取消而逐渐减少。

至鸦片战争后，由于内忧外患，经济衰退，清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原有的医学教育，传统的医学教育每况愈下。道光年间，太医院教习厅也因此而废黜，三十多年不闻书声；至同治5年（1866）医学分科就只剩5科，官办的医学教育面临崩溃的边缘。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国势衰微，政府腐败，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渐尖锐，面对西方医学的严重冲击和排斥，为了振兴和发展中医，民间中医书院、学堂、学会、师带徒等教育方式较之官办教育更为兴盛，并成为当时中医教育的生力军和主力军。其时大凡名医者，多有师承传授关系，如：叶桂、张志聪、陈修园、恽铁憔等。而且，当时凡所谓名医者，带徒与开诊两不误，其门下从学者、求医者众多。

此外，中医教育还从师承方式向书院学堂逐步过渡，一些中医书院、学堂、医务会等中医学会应运而生。这些民间中医教育，作为清朝官办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不仅对维护当时的中医学术地位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西方医学冲击不断加剧

明清是西学东渐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型阶段。明末清初和鸦片战争后的两次西学东渐，打破了中医学原本封闭、独立的发展空间。

随着中国向欧洲的大门被打开，很多传教士来到中国，如：利玛窦（MatecRicc）邓玉函（jenrenrnz）等。他们带来了最早的西方医药知识。特别是清朝后期，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医药也随之进入中国。西方列强在中国建立教会、诊所、医院，创办西医学校，翻译西医书籍，编辑中外文医刊等等。

从此，中国就开始出现了中、西医学两种医学和两种教育体系并存的局面。在西方医学的冲击下，清朝后期的官办中医学教育从明朝至清朝前期相对稳定、缓慢发展的状况下曰益衰落。

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西医的知识和方法对中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医家开始参照西医知识，重新认识和阐发传统中医理论，促使中医学术内部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使中医由传统形态向近现代演变。

同时，还引发了一场旷久至今的中、西医学并存和存废之争，也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对待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自汉武帝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就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中医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根植于传统文化，其理论和实践，都与儒学息息相关，受到了儒学思想很深的影响。及至明清时期，儒学思想对中医教育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当时的医学教育同样继续较好地传承了儒家『仁德中庸』、『精诚』、『平衡』等许多人文思想，而且受到『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影响，其时凡是悬壶者大都称之为『儒医』特别是『世传儒医』更是受到重视。

随着『儒医』的增多，著书立说的医家数量较之以前大幅增加，各种医学书籍不断产生，医书种类日益丰富，包括很多通俗易懂的医学普及本，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学内容，推动了中医教育的发展。

二是，明朝中期王阳明心学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也对医学教育，特别是民间医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民间医学教育的师徒传承方式（包括家传、师承、私塾等方式）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较之官办医学教育有更多实践实证的经验积累，同时思想也更灵活，注重个人的领会体悟，这与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三是，自明朝后期西学东渐后逐渐产生的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的新的经世实学思想，对明清时期医学教育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种主张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务求实效的儒学新思想，进一步推动了中医的理论思维，使得中医更加注重临床实效，进一步促进了中医临床和中医教育的分科，同时各种临床著作、方剂书籍记载的方剂数量和种类也都明显增多，中医在临床实践、辨证诊断方面有了明显进步。

四是，回归儒学原典，大力提倡尊经复古和繁琐考据的『考据学』一时兴起，繁琐考据成为治学的唯一方式，以致于当时的医者皆不能超越〖内经〗、〖伤寒〗之外以言治。儒学中的这一股考据复古之风，虽说客观上推动了对中医经典著作的研宄，在文献整理研宄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尊经复古的法古观念和学术思潮，严重制约与阻碍了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

五是，清朝医学教育也只能是固守前朝传统模式，而且随着社会的衰败而不断萎缩，甚至濒于崩溃。综观清朝中医教育的课程设置，从太医院教习厅到中医书院，都从未发现对人文课程的重视。从清朝初期的中医专科教育到末期的中西医学校，中医教育都以讲授传统经典为主，人文课程设置很少，对中国传统文化讲授不多。这种人文精神的缺失早在清朝时期就已开始，并且至今仍对中医学教育产生着尤为严重的影响。

明清以后，中医学教育历经波折。时至今日，中医教育可以说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长足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对中医学校教育的很多质疑却依然存在，甚至还一度再次出现了中医学的废存之争。

究其原因来说，主要是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模式和教育模式与中医的学术特点、中医人才成长规律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要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主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加强传统文化和医学人文精神的培养，打牢中医的思想文化基础；同时将中医药知识纳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之中进行普及。

第二，要在中医学教育中辩证地正确对待崇圣尊贤的法古观念和尊经复古的学术思潮，切实处理好继承与创新、传承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第三，要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医教育千百年来优良的民间教育模式与经验，全面加强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使之更好地融入到现代中医学教育之中，特别是高层次硕博人才培养之中。

第四，要在中西医学两种体系长期并存的环境下，认真谋划，进一步更好地发挥中医学合乎自然的诊疗优势，突出中医特色的理念，全面推动中医教育的现代化、国际化。

I版权声明

本文来源『贵阳中医学院学报2010年7月25日』，作者/韦韬，版权归权利人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