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

编者按

如何建立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是学术界十分重视并一直探讨的问题，而其中梳理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观念和标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看待『诗言志』？胡大雷教授提出，『诗言志』在文艺批评话语系统中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那么如何深化抒情达意，一是强化诗的语言表达，二是强化诗的表现手法，由此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几大走向。『文笔之辨』是中古文学理论中的重要话题，米晓燕副教授将之分为三个阶段，认为『沈诗任笔』在其中起着特殊作用，它反映了时人对『文笔』的态度与评价，见证了以韵来划分文笔标准的阶段，又开启了以审美为区分原则的新文笔之分。邓建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本〗认为，在重视选本的文献考证的同时，还要重视对选本的理论阐释，挖掘选本的真正价值和意义。 （张庆利）

马和之〖鹿鸣之什图卷〗（局部） 资料图片

〖尚书·尧典〗提出『诗言志』，晋代陆机提出『诗缘情』；『诗言志』说的是诗歌要干什么，『诗缘情』说的是诗歌源自什么。二者在具体的语境中或有对立，或指合乎礼教，或指『私情』，但一般概指抒情达意，严忌〖哀时命〗所谓『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孔颖达更直称『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朱自清称『诗言志』是我国古代诗论『开山的纲领』，这是『诗言志』在诗论话语系统中的意蕴，世人多有论述；但『诗言志』原始于文艺批评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中的『诗言志』是什么意蕴，其意蕴又对诗歌走向有着怎样的影响，却值得进一步探讨。

〖尚书·尧典〗中称『诗言志』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其载：『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在〖尚书〗中，『诗言志』本是『教胄子』的一个环节，符合『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总体目标，最终达到『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效果。从其中『诗、歌、声、律、和、舞』的递进排列，可以看到在文艺批评的话语系统中，就抒情达意来说，诗为初始阶段，舞为高级阶段，为高端化的终结。〖毛诗序〗的论述，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从文中的几个『不足』，可知在这个过程中，言『不足』而嗟叹之为诗，诗『不足』而为歌，歌『不足』而为舞，是一种递进关系，即傅毅〖舞赋〗『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的『诗、声、形』的递进。所以，诗、歌必定是配合舞的，即〖左传〗载：『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以『舞』为尚，『歌诗必类』的对象，舞也。

既然『诗言志』在文艺批评话语系统中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那么就有如何深化抒情达意的问题，一方面是强化诗的语言表达，如陆贾〖新语·慎微〗言：『诗，在心为志，出口为辞。矫以雅僻，砥砺钝才，雕琢文彩，抑定狐疑，通塞理顺，分别然否，而情以得利，而性得以治。』另一方面则是强化诗的表现手法，于是就决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几大走向。

其一，诗的文艺化、音乐化与歌、乐府的崇尚。我国远古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都是歌，从这个事实就可知最早期的诗以歌为主。再从『诗三百』说，其本重『以声为用』，〖左传〗载：季札到鲁国『请观于周乐』，其多曰『美哉』！杜预注：『美其声。』孔颖达疏：『声能写情，情皆可见，听音而知治乱，观乐而晓盛衰。』故〖礼记·乐记〗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审乐以知政』；所以〖荀子·乐论〗称『君子以钟鼓道志』、〖周礼·大司乐〗称『以乐语教国子』等。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诗三百』渐渐从『以声为用』进入『以义为用』，外交赋诗的『断章取义』，明确指出用的是诗作章句的文字之『义』。〖墨子·公孟〗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称诗有诵、器、歌、舞四种传播方式，随着『礼崩乐坏』，『以义为用』意味着『诵诗三百』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伴随着这个进程的是楚歌兴起，而且到汉代依旧兴盛。汉代诗歌的文艺化，最主要表现是汉乐府的兴起，〖汉书·艺文志〗称：『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又多文人创作，〖汉书·礼乐志〗称，『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艺文志〗『序诗赋』，『诗』即文艺化的『歌诗』，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民间创作与文人创作大致各半。可以说，诗与歌的共同发展构成了整部中国古代诗歌史，徒诗与歌、乐府、词、曲等各占半壁江山，有时甚或分量更大一些。

诗的文艺化、音乐化的另一直接后果就是诗的格律化进程，钟嵘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讽读』的『口吻调利』的原动力就在于诗本来就有文艺化、音乐化的崇尚与要求；而诗的格律化不仅是『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而已，更是抒情达意的要求。

    其二，既然『诗言志』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而身体动作的『舞』为高级阶段，那么『诗』也寻求对『身体动作』叙写的追求。于是我们看到，汉代诗歌还有如郦炎〖见志诗〗、仲长统〖述志诗〗等标明纯粹『言志』的作品，但并不多，汉末流行的是无名氏古诗、杂诗，之所以没有标题，就是因为其『言志』的意向与内容不明确，而多是对人生的叙写。自建安时代起，诗歌发生了更大的变化，即强化对人生经历的叙写，以达到抒情达意的目的，叶燮〖原诗〗对此种倾向有所总结，其云：『建安、黄初之诗，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待南朝时，批评家强调的抒情达意，都是与人生经历、身体行为联系在一起的，钟嵘〖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谓『立象以尽意』，对人生经历、身体行为的叙写，更能抒情达意吧！

于是，〖文选〗诗、赋的类型中，『情、志』成为小类，如赋十五类而『情、志』各有一类；诗二十三类，有『情、志』意味的为『劝励』类、『咏怀』类、『哀伤』类、『杂诗』类等。〖文选〗诗的大多数类别，都是指向人生经历、身体行为的，除了以作诗的体式为类如乐府、杂歌外，其他或以作诗的外在目的为类，或以诗作的内容为类。不是说非『情、志』类的诗赋就不抒情达意，而是说，这些作品更多的是以身体行为、人生经历来抒情达意。

其三，古称『诗言志』只是抒情达意的初始阶段，而在文学史的某个阶段，则有以诗的说理来强化其抒情达意，于是就有玄言诗的极度作法。何谓玄言诗？即以玄学思想方法体悟玄理的诗。玄言诗的根本特点是汉末王弼提出来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汤用彤〖言意之辨〗解释说：『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所谓『得意』大于一切。如晋人孙统〖兰亭诗〗：『茫茫大造，万化齐轨，罔悟玄同，竞异摽旨。平勃运谋，黄绮隐几，凡我仰希，期山期水。』以直述玄理来体现玄远超迈，颇为徒具诗的形式的『理』。玄言诗又有『从感性形象入手』的，如王羲之〖兰亭诗〗：『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寄畅』指靠自然景物来寄托情思；『仰望』二句写景，但『碧天际』与『绿水滨』并非是具体地点的特殊景物，也无具体生活内容。『寥朗』二句过渡，由景物给人的感受引入下文的叙写玄理，即『大矣』二句的内容。最后二句，述说对自然景物的感受永远是新的，既称赏了玄理在胸时对自然景物的看法，又脱略了『群籁』之类自然景物的具体特征而使之成为一种理念性的东西。全诗是由山水景物一下子进入宇宙人生哲理的叙说，而脱略了社会生活内容，因此，诗中的自然景物只是一般性的美景而已，诗虽然题名为『兰亭』，但显示不出兰亭景物的特征，就是为了实现『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以自然景物叙说玄理来追求玄远超迈，这就是玄言诗的魅力所在，而追求玄远超迈则要求摆脱人情世故的束缚，但是，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消释了人生道路上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淡乎寡味』就是可以想见的。但重在对『意』的追求、对『理』的追求也为诗歌开出一条新路，只看如何恰当运用了。

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大都身处三大系统，一是其原始语境，二是以其为核心组成新的话语系统，三是附属于某话语系统，所谓『子话语』。我们既要关注其在某一系统中的意蕴，又不可忽视其在另外系统中的意蕴，如此对创新性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方有益处。

（作者：胡大雷，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