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诗经学

宋代时期，文化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诗经学研究逐渐突破汉代诗经学束缚，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南宋中期的朱子是在诗经学理论和注解〖诗经〗两个方面皆有所创获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于〖诗经〗演进历程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在审视历代诗经学者长处与不足的基础上自成一派，既上承汉代诗经学，又下启清代诗经学，还影响着现代诗经学。

朱子在诗经学研究方面较之前宋儒走得更远，真正突破了汉代诗经学的束缚。他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对汉代诗经和宋代诗经学中合理的部分加以吸收、为己所用；对不足之处则加以批评、为己镜鉴。这与他格物穷理的认识论正相契合：汉儒长于训诂，于格物有助；宋儒长于义理，于穷理有益。同时，他亦能不断反思自己旧说之弊，最终去〖小序〗以言〖诗经〗，撰成今本〖诗集传〗并不断加以修正。正是在这个扬弃过程中，朱子在义理的统摄下兼重训诂，合汉、宋之长加以综合而弥补其不足，使其自己的诗经学得以形成。

朱子以绍承孔孟道统为己任，以格物穷理为方法论原则来构建诗经学，重点体现在诗经学理论和治〖诗〗实践两个方面。

朱子在诗经学理论方面所获尤多，这与其治〖诗〗理念息息相关。他的治〖诗〗宗旨，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破除汉代诗经权威，试图回归圣贤本意；二是遍采群言，加以熔铸综合后成为新篇，以揭明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三是指导为人为学，以便于学者切己体察。朱子的治〖诗〗，首先以〖诗〗为『经』，其次才兼顾其中的文学特色。朱子的治〖诗〗原则，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严别经传，以〖诗〗言〖诗〗；二是由训诂以求义理，二者并重，不可偏废；三是简洁；四是多闻阙疑。

对于诗经学的一些核心命题，比如『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朱子认为它们有助于『穷理』，所以对其加以改造，以成为自己诗经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六义』说源自〖周礼〗，反映的是周公的〖诗〗学思想；『二南』说、『淫诗』说与孔子相关，反映了孔子的〖诗〗学观。朱子的重新解读，意图就在于将其中所蕴含的周公、孔子的本意阐发出来。

朱子〖诗〗学观中最为瞩目的就是〖诗序〗观。朱子对汉代诗经学最大的突破就是从学理上力辨〖小序〗之非，同时撰〖诗序辨说〗辨明〖小序〗之误，力图将〖诗经〗与〖毛诗〗区别开来。在〖诗序〗问题上，朱子对大小〖序〗的起讫、作者、价值，以及〖小序〗的位置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诗序〗对于〖毛诗〗有着重要价值，几乎可以与经处于同等地位，而若不彻底地将〖诗经〗从〖诗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宋代的诗经学在本质上也只能是汉代诗经学的遗续，并不能跳出固有的汉代诗经学的理论预设和话语体系。朱子沿袭了前人去除〖小序〗的做法，而走得更远。『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故而不能与『经』等而视之，只能属于『传』。这样去除〖小序〗以言〖诗〗，也就有了理论基础。由此亦可见，朱子去〖小序〗以言〖诗〗的目的是为了回归原典，从〖诗经〗文本入手来理解〖诗〗意，不『先自立说』，以确保从中发掘出来的圣贤本意的可信性与有效性。而朱子在『去〖序〗』后，能最终完成创新诗经学的任务，这也使得他与之前的废〖序〗者，如欧阳修、郑樵等，有着本质区别。

此外，学界一般认为，朱子之涵泳、玩味〖诗经〗，是为了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在对〖朱子语类〗和〖朱文公文集〗等文献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朱子所说的涵泳、玩味〖诗经〗，并不是独指要体会其中的文学特色，而主要是指仔细阅读〖诗经〗文本，并借以体会其中所蕴含的圣贤大道和天地自然之理。又，通过全面考察朱子诗经学，我们可以知道，朱子的诗经学并非为『疑经』，而只是怀疑前儒附加在经上的一些不合理的内容和经解。也就是说，朱子疑的是汉儒的〖毛诗〗文本和后儒的〖毛诗〗传本，并没有质疑〖诗经〗本身；朱子疑的是汉唐诸儒的经解，即〖毛传〗〖郑笺〗和〖孔疏〗等，并不是〖诗经〗的经典本身。

除了在诗经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外，朱子在治〖诗〗实践中，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治〖诗〗的最终成果，就是今本〖诗集传〗。朱子之所以能够完成诗经学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治〖诗〗方法的合理。朱子在治〖诗〗时，重校勘和训诂，并在此基础上阐发义理，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确保义理阐发的信度和效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宋代诗经学游谈无根的局面。

南宋时期，先秦时期的〖诗经〗古本早已不见，西汉初年的〖三家诗〗传本在当时也已亡佚，朱子所见到的完整〖诗经〗文本只有〖毛诗〗。朱子力图突破〖毛诗〗以治〖诗经〗，因此他对〖毛诗〗进行了系统的校勘。其校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校勘〖毛诗〗异文，二是勘正〖毛诗〗文本错讹，三是对〖毛诗〗分章断句重新认定，四是调整〖毛诗〗篇次。这也是朱子诗经学并非『〖毛诗〗学』的明证，他欲突破〖毛诗〗学以创新诗经学的苦心孤诣，于此也可窥见一斑。

朱子治〖诗〗，重其音韵。这主要反映在〖诗集传〗中用『叶音』的方式给韵脚字注音。受宋代古音学发展的影响，朱子发展了『叶音』说。尽管朱子对于音韵理论认识尚有不足，但是对〖诗经〗韵例的考察颇有成就。无论是在用韵方式上还是在韵脚位置上的考察认定，今人王力、王显、郭晋稀等先生的归纳在很大程度上与朱子的结论相同或相近，这是我们在研究朱子诗经学和古音学中不能忽视的。〖诗集传〗作为诗经学史上第一部对〖诗经〗韵例作出全面探索的专著，其开创之功更值得表出。

〖诗集传〗在训诂上亦有很大创获。朱子不问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门户，亦不管是汉唐诸儒还是宋代学者，凡认为前儒训诂是合理的，即加以采择。同时，又据上下文义，随文解义，自立新训，有不少训诂精确不移。即使是一些专主〖毛诗〗的清儒，比如清中期的『〖毛诗〗三大家』，亦不同程度采用过朱子之训。不过，〖诗集传〗中亦有一些训诂是错误的，需要辨明。其训诂失误之处，主要表现在盲从毛郑、以今绳古、不明语法、预设诗旨、不明通假、望文生训、『文献不足』等方面。

朱子的知行观是以知先行后为前提的知行合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子的诗经学构建工作，他对前儒及自己的旧说中理论不足的认识属于『知』，是理论层面的；其〖诗集传〗〖诗序辨说〗等解〖诗〗实践属于『行』，是实践层面的。朱子之所以能够成功创新诗经学，是因为他结合时代需要，回应现实诉求，在义理的统摄下改造旧理论以形成新理论，并积极施用到解〖诗〗实践中。朱子构建诗经学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当下推动学术创新工作提供积极有效的借鉴。

    （作者：陈才，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朱子诗经学考论』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