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精神历史演变考辨

中华民族有着极其深厚悠久的崇德敬祖传统，这也是中华文化最突出的特征所在。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明德精神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经历了萌生、升华和发展的过程。略加追溯和考辨，有助于我们对『明德』的意涵与意义获得更具体深入的认识。

『德』的源始意涵与民族文化之根

尽管『德』字的问世和逐渐定型，始于有文字记载的殷商，成于西周，但『德』的观念，则渊源悠久，虽然不同的文献具体说法有所歧异。按照〖国语·晋语〗的记载，早在黄帝、炎帝时代，中华民族诞生伊始，便有了『德』的观念。其中司空季子之语，有助于我们追索『德』的最原初含义：『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此处所谓『德』，究竟是氏族图腾，还是各氏族所敬奉的特有神灵和祖先神，或其所特有的禁忌、习俗、规则，抑或是所有这一切的统一体，论者各有解释。这提示我们，所谓『德』，其源始的含义应是使一个族群成为其自身的特有标志、精神特质，『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反之，『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随着部族的不断融合统一，这种既有外在象征，更为全体成员所共同尊奉之『德』，也随之不断融合，逐渐孕育形成中华民族之不同于他者的特有的精神特质，从而构成了中华文化传统之根和民族之魂的胚基。远古时期华夏先民所尊奉的这种『德』的观念，应是『明德』传统得以形成的文化之基。

这种最初的『德』，当然更多的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尚不蕴含明确的善恶是非的价值取向。虽然不属于物质生活资料，但它同样是一个族群生存、延续和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它形成的巨大内在凝聚力和向心力，将每个成员凝聚起来，组成一个族群整体，进而维护并巩固族群社会生活的秩序，使每个成员得以在整体中、通过相互协作而赢得生存，并找到自身的精神皈依。这应该是〖说文解字〗关于『德』的解释『德者，得也』的最主要的含义所在。言『得』，莫大于此，其他的含义都应是这一点的具体体现而已。

随着国家的产生，这种包含多层面丰富内涵的源始之『德』，开始分化为不同的形态。而作为由以维持族群生存和发展的精神资源，这些不同因素也自然为人王及其族姓所承袭和掌控，因此，在殷商甲骨文中，天命、商王的祖先神，为政的立场、方略、法则、权能和特性等，成为『德』的不同形式的体现。学界也因之往往各重一面，形成不同的解释。

作为道德概念的『明德』的形成与演进

一般认为，『德』的观念发生重大飞跃应在西周时期。基于对夏商末代之王暴虐失德导致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的总结，周人对原有『德』的观念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造：不仅将各种不同的含义加以融合统一，更重要的是，开始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取向，使之具有道德的意涵，以此表示为政者所应有的向善的德性、行为和举措。其主要含义包括敬天尊祖、保民安民。所谓『明德慎罚』『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之『明德』便是意为『彰明德性』『恪守德行』。与之相应地，『德』字的写法也开始『从直』『从心』，表示其应为为政者所应有的内在自觉取向，是天命所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也因此被称为人心内在应有的『明德』。『既用明德，后式典集』中的『明德』则应指的『澄明之德性』之义。

周人所强调的『以德配天』之『德』，尽管开始被称为『明德』，但其主要是针对为政者而言的，且最终归于天命，即认为唯有有德或明德者，才能赢得天命的眷顾，享有天下——就此而言，『德』似仍不免含有工具、手段意味。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孔子，对『德』的概念进一步加以深化和发展：一方面，孔子真正将德性凸显为不只是为政者，而是每个人内在的天命之性；另一方面，赋予德性以新的更丰富的含义，将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规范融入『德』的概念之中，成为其具体的内涵。这意味着，『德』对为政者来说，理当以爱民、安民为宗旨。而作为人皆秉承的天命，每个人都应以此不断完善自身。如此，『德』真正成为每个人内在所应有的、构成人之根本特质的明德。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提出的所谓『德』之凸显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指的应是这种构成人的天命之性的内在明德。

作为这一思想演变过程的结晶和集中表达，〖礼记·大学〗一开篇便将此定为使人之成人的『大学之道』的根本所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作为『三纲领』的具体落实，『八条目』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以『明明德』为归宿：『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学〗以此提示人们：对人来说，修身无疑为本，而目标和旨向则应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唯有如此，才能最终『明明德于天下』。

关于『明明德』的两种解释理路

对这一成人、为政的纲领，其后儒家形成了两种各有侧重的解释理路。一种以朱熹为代表，认为『我之所得以生者……其光明处，乃所谓明德也。』它得之于天，其本体之明，未尝止息，只是为人欲所蔽而有时而昏。为学的目的就在于将其重新『发明』出来，以复其初。所谓『明明德』之『明』就在于提撕人的本性。由此，朱熹继二程之后，将亲民释为新民：既然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自是去旧污而成新民，『新民者，所以使人各明其明德也』，最终『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

很显然，朱熹的阐释重在强调『明明德』对于塑造理想人格、促进人的自我完善的意义。这一阐发将孔子和孟子所倡导的儒家『明德』思想的核心意涵充分凸显出来，为人们追求理想境界指明了方向。

而王阳明关于『明明德必在于亲民』的阐释，揭示的则是儒家『明德』思想的另一层面的意涵。对作为修养功夫的『明明德』来说，君王及各级为政者，理应起到垂范表率作用。为政者只有先自正其心，才有资格并有效地正人，正如孔子所言：『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而就『明明德』的现实指向而言，则应在于造就合理和谐的社会秩序，造福于万民。所以，儒家『明明德』主张首先是针对君王及为政者而提出的，且是其另一层重要内涵所在。周人将天命与明德统一起来、以明德确定天命所归的『以德配天』思想，就首在针对君王和贵族而设的；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在先秦儒家那里，这一点也是明确且始终一贯的。郭店楚简〖尊德义〗开篇所言『尊德义，明乎人伦，可以为君』，意在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王阳明的阐释，所揭示的正是『明明德』思想的这一层意涵和旨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如此而将『修己』与『亲民』、人的自我完善与造福天下更切实地统一起来，将『明明德』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其萌生的文化之基而言，『明德』或『明明德』意味着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肯认、持守和弘扬，通过『明德』来造就理想人格、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有益于塑造并升华民族之魂，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深厚之本。如何更好地发掘并激活这一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实现为民族培根铸魂之目标，正是时代赋予广大文艺与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作者：储昭华，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