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计划

华夏民族文化传承有三条渠道。 一是物质形态文化遗产，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古代典籍，即甲骨文、竹木简、布帛、纸等材料上所记录的古典文献，记录了汗牛充栋的华夏民族文化形态和发展历史，是华夏民族特有的思想、思维、想象力、创造力的历史见证。

古书中有丰富多彩的內容适用于今。屠呦呦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记录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得到启迪，使用冻水榨汁并蒸发水份而成的方法，取得了青蒿素，被授予2015年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不想“露财”到敞开心扉

中国古代典籍不计其数，在政权更替、战事、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的破坏后，存留迄今的万无其一。为查清现存古籍情况，中国在2007年开始了古代典籍普查。

普查标准自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以后，经历了漫长的调整。起初，我们期待尽量详细地记录古代典籍，但遇到了各种意外问题。例如，某古书的版本，一说明朝版本，宋朝版本，一说明朝或清朝时期的伪宋版本，无法定论。后来，对标准进行了调整，使记录项目尽可能简洁，只留下必要的项目，如书名、作者、版本、现存卷目及数量，从而加快了普查。现在，全国累计普查完成了260万个目录，占古代典籍总量的80%以上。

普查之初，有的收藏机构不喜外人参与登记，不想『露财』。我们特地做解释工作，整理出来的目录和古代典籍依旧属于收藏机构，其疑虑才逐渐消除了。

以古代典籍普查登记为基础，《中华古籍总目》的国图卷、天津卷、水文卷等的编撰工作得以相继开始。

厚过“五年规划”的文件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国务院发布的，入选其中的感知版本无异于“国宝”。当时向国务院提交文件的时候，仅仅是目录就极其厚重。国务院办公室的人说，就算是『五年规划』亦无如此之厚，其中还有数不清的生僻字。

国务院的文件类似“户口本”，要有法律意义，还需要有文化部发行的古籍“身份证”。现阶段，已经发布了五批名录，12274部古书选列，第六批则在评审中，许多省份同时创建了省级名录。

命名『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要国务院批准，彰显了政府的作用。

现在已经命名了180个机构，并公布了古代典籍储藏库的建设标准，要求地方政府投入文化资金。据此，全国1000多家古代典籍收藏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储藏库的条件，保护了2000万册以上的古代典籍。

2010年，原文化部为十二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命名，并组织了对古籍的修复工作，对象是国家图书馆藏的“天禄琳琅”清宫珍籍、山西省国家珍贵古籍、云南省“纳络拉洞藏经”、陕西图书馆”古今图书集成”等，累计修复的古代典籍书叶数量超过330万。其后全国各级全类的古籍储存库纷纷效仿，成立专业的古籍修复室达到两百四十七家。其中，国家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八家机构获得“国家可移动文物修复资格。

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实验室的修复储藏技术水平领先，不管是古籍修复用纸、古籍文献包装用具，还是古籍储藏库环境、脱酸等技术水平。

古籍版本修复及储藏技术曾是『冷』凳，现在即开始一步一步『热』起來。

现代技术成为古籍保护神

现代科学技术极大地便利于古代典籍的变化万千，对于保护、传承了珍贵古籍十分有效。到目前为止，数字化文库发行总量超过3.2万册，国图2/3的古代典籍善本实现了在线订阅，数量达到八部“四库全书”之巨。全国累计网上古代典籍资源超过6万5千部，古代典籍中记录的历史、文化得到大范围有效的传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规划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的宗旨，精选了部分重要珍贵的古代典籍版本，进行影印出版。首期出版了758种8974册，二期出版了583种4421册，先后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三十一家省级图书馆、一百家大学及国内外学术机构，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这相当于“新善本”，增加了保护和传承前人的好东西的途径。

目前，古籍保护专业得到有力的推广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等，共招收该专业硕士一百二十六人。并且，复旦大学申请创办了古籍保护一级学科，成功申请了古籍保护博士学位点。复旦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分别创建了古籍保护研究院。

现存的华夏古代文献书籍，数百万册流传于海外，并且有相当多属于孤本。海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于2016年启动，收录了包含来自美国、加拿大、西班牙、日本等十多个国家地区的726000条书目信息。国家文物局委托的“海外中华珍贵古籍调查项目”收集了宋元明时期近两万部古代书目，并搜集了四千多部古代典籍书影。我们展开了海外收藏的《永乐大典》数字化，并回归我国的工作，现在出版了五十七册海外收藏的《永乐大典》。2014年，北京大学投入人民币1.1亿元，购买了日本大仓集古馆的《大仓文库》古代典籍，共计931种28143册，专家鉴定文津阁的《四库全书》抽出本是孤本。2018年6月26日，国家图书馆收到日本细川家族永青文库捐赠的36部4175册古籍。

古代典籍里的文字活了

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维护中华民族根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理解古籍保护，我们会发现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难题。

例如立法层面上，欠缺对古籍保护的明文规定，《文扔保护法》《公共图书馆法》也没有适用条文；再如，古籍保护在经费方面也缺乏保障；还有，大部分地方只是申报、没有落实保护，没有具体的申报后的保护措施。民间力量也没有充分利用。

除了纸的古籍，中国还有很多铭文、摩崖、墓志等石刻文献，野外酸雨、风化等侵蚀现象严重。安徽天柱山三祖寺的旁边刻有“山谷流泉摩崖石刻”，唐代以来1200多年间的摩崖石刻，其中刻有王安石、李师中、苏东坡、黄庭坚等名家的作品，有四五百块之多。向古籍保护中心提出立项，并促使这些石刻文献进入古籍保护范畴是急需的。

现在的古籍保护工作，还是重视本体保护，而忽视了挖掘整理，对于古籍记录的文化、学说，如何融入现代生活，给民众带来福祉，也未有破题。古籍文献中可以发掘的内容非常丰富，现在的制造业、旅游业、文化事业，甚至外交国防事务，均可从古典文献中找到智慧、答案。

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许多旅游景点都是从古籍中发掘出来的。比如西安永兴坊，通过发掘古籍文献，将文献中记载的各种陕西小吃合为一个，在占地面积不足1公顷的地方创造了商业奇迹，成为餐饮市场的典型景点。现在很多网络公司，如阿里巴巴等都以新的形式发掘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只有当我们善于将古籍引入市场，更贴近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我们才能善于继承传统文化。

根据原文化部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原馆长周和平原文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