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科研员易富贤几篇反思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的文章，深得我心。许多年以前，我听人谈起，当时有一位学者提出过一种人性化的二胎生育方案。这位学者认为，如果采取宽松的二胎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增长反而会比强制性的一胎生育政策更好地达到缓和人口增长的效果。但他的二胎生育方案被一胎生育方案否决了。他从此放弃了思考，退出了思想领域。 我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生和成为一种长期的偏执，是由于对巨大的人口和贫困压力的恐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马寅初理论的“科学性”及其批判后果的严重性的错误理解，即所谓“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事实上，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进行之中，只是直到1970年代没有采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措施。我在多年前所写的《毛泽东：一份沉重的遗产》一文中批评过“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个亿”这一说法。这种说法，把当时中国的贫穷落后归罪于人口太多，又把中国的人口太多归罪于没有按照马寅初的“科学理论”进行计划生育。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从大量的官方文件可以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反复思考并且推行自愿的计划生育政策。毛泽东对马寅初的政治批判和后来对马寅初批判后果的理解以及强制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都是一种失常。 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急剧膨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奇迹般地从35岁上升到65岁，超过现在印度的人均预期寿命。这是中国人口爆炸的最主要的原因。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口爆炸并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得太少。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中国在保障就业、普及教育、医疗、养老以及社会公平等方面都做出了远远与当时的经济指标不相称的最好成绩。如果从人均寿命的普遍受惠这一点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政府”。 易富贤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人口增长会自然急剧下降，因此，中国的生育应该任其自然。他提出，1970年代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到1980年代的时候就应该停止而不是强化。由于强制的、反自然的计划生育政策，严重地破坏了人口的生态，这种强制不仅剥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幸福感，造成了不可预见和难以察觉的心理创伤，而且在获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之后，不久中国将迎来一个畸形的、过度老龄化的社会。我们将为这种人口生态的严重失衡付出巨大的代价，承受其不可承受之重。这样一个过度老龄化的社会将会沉重地压在那些作为“小皇帝”生长的独生子女身上。在经济、文化、伦理、心理等方面不断产生破坏性的断裂。独生子女已经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在生育现实上，几十年来已经造成了逆向失衡，中国的中等阶层被迫放弃了适度的生育，而中国最落后地区的最贫困阶层则长期陷于过度生育。 在中国，错误的、偏执的“专家治国论”倾向时有所见。这样一种“专家治国论”体现在人口问题上，就是将具有充分伦理性质的生育完全变成了一种“科学”和“计划”。对这种“科学”的后果，我们已经因为其强制性和“科学性”而完全无法反思。 美国汉学家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因而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晃来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视为第三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将中国之无法发展现代经济，归咎于其人口过多。”如果我们将人口增长过分强调为经济增长的障碍，那么，我们就会过分地低估改革开放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并不是因为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减少了人口增长，反而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其实支持了中国持续的经济成长。另一个亚洲人口大国印度，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甚至在人口规模上不久将超过中国，也在1990年代以来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 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全都生活在一个经济仍然受古典农业所支配的世界。随着现代化的变革和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不仅经济和文化，而且“人性”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偏执的“人口专家”局限于非常狭隘的视野，他们没有意识到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业以及现代化所引起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倾向的密切关系，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降低，都使人口的增长放慢下来，甚至停止增长。 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改革开放同步已经延续了几十年。在提倡“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也许，这样一项与我们每个人都相关的政策，是我们公众进入和参与讨论的时候了。这一政策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未来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伦理和心理建设。（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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