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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追忆周汝昌:我家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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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15 19:07| 發佈者: 对酒当歌| 查看: 1412| 評論: 0|來自: 天津日报

摘要: 生前曾希望落叶归根 魂归津门故里    我们的父亲周汝昌   作者:本报记者 何玉新 实习生 李意   口述实录    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 ...
生前曾希望落叶归根 魂归津门故里 
  我们的父亲周汝昌
  作者:本报记者 何玉新 实习生 李意
  口述实录 
  历史既是由风口浪尖的人写就的,也是由无数小人物的奋斗史构成的。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酸甜苦辣,他们的人生命运,都应该是媒体关注的――这里讲述的是亲历者自己的故事。
  ■ 时间:5月31日
  ■ 地点:北京朝阳区周汝昌家
  ■ 讲述:周汝昌先生子女:
  周喜临、周月苓、周丽玲、周伦玲、周建临
  感受讲述者
  红学大家的朴素小家
  5月31日凌晨1点59分,周汝昌先生在家中溘然辞世,享年95岁。老人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设灵堂,安安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周汝昌先生的家,位于北京朝阳区一栋老式六层红砖楼中。进入单元门,仿若一下子穿越到上世纪80年代。小客厅里摆放着旧沙发、旧书架、小铁床和老式写字台,任何能放东西的地方都堆满了书籍纸张。三女儿周伦玲说,父亲的这些东西我们谁也不让动,他虽然近乎失明,但却知道哪一件东西放在哪里。
  一张老式折叠圆桌支在中间,上面摆放了一幅周汝昌先生的照片。就是在这张普通到已经被绝大多数家庭淘汰的圆桌上,周汝昌完成了他晚年的大批著作。
  周伦玲给我看周汝昌先生生前的笔迹。那些写在打印纸、复印纸或废信封上的字,有的几个字摞在一起,有的又离得很远,有的根本认不出是什么字。因为老人晚年几近失明,这些字句藏在老人心中,写出来后,却已无人能够“破译”。
  周汝昌先生1918年4月14日生于天津咸水沽镇。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年因日军占领燕京大学而中断学业,1947年复试回燕京大学继续学习。1953年9月,他在华西大学外文系任教,并在棠棣出版社出版了新书《红楼梦新证》,此书被誉为“红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是近代红学的奠基之作。他另出版有《曹雪芹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献芹集》《石头记会真》《和贾宝玉对话》等数十部专著,涉及红学领域各个层面。他根据脂砚斋批语提供的线索,阐述了他对《红楼梦》八十回后内容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一个完整的真本《红楼梦》。
  周汝昌先生自号“解味道人”。这正是曹雪芹的自况:“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以“解味道人”字号,或许可以说明,周汝昌先生已是将曹雪芹当作了人生知己。
  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张条幅,落款五个字:天津周汝昌。房间的窗子上还挂着大红的吊钱儿。周伦玲说,北京没有卖吊钱儿的,每年过年天津的亲戚都会给他们寄过来,按照天津的风俗,春节后吊钱儿就揭掉了,但是父亲一直都不舍得揭,都要留到第二年春节,再换新的。
  周汝昌先生一生眷恋故乡天津。2004年纪念天津建城六百周年,他为《天津日报・满庭芳》“沽上丛话”专栏撰写了一组名为“六百春秋话天津”的文章。他是从天津走出去的红学大家,一生热爱家乡,几十年来发表了无数歌颂天津的诗文。如今,儿女们也表达了父亲的遗愿,如果可能,老人想魂归故里,落叶归根。
  父亲,院里的孩子都喜欢他
  父亲一生情系《红楼梦》,我们与父亲之间的感情也因红学这根纽带紧密联系在一起。遗憾的是,父亲付出的太多,而我们做子女的,却无法分担他肩负的重荷。
  小时候我们住在北京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一家人两个男孩子,三个女孩子。父亲喜欢小孩儿,只要他一到院子里,全院儿的孩子马上围过来,缠着要他讲《三国》,讲《西游记》,讲神话故事。父亲给我们买了好多小人儿书,一天一本讲给我们听。二女儿是学英文的,父亲还用英语给她讲《茶花女》。现在回忆起来,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父亲都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那时父亲很少给我们讲《红楼梦》,因为比较难懂,一个大家庭数百口人的琐碎生活,孩子们理解不了。
  我们后来觉得自己的父亲有点儿了不起,是因为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清明》这首诗。那时我们家刚有收音机,听到父亲的声音,顿时对父亲增加了一份敬意。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随后父亲的书出版了,慢慢我们就觉得父亲不是一个太简单的父亲。父亲借来很多资料,我们姐妹就帮父亲把资料抄写下来。
  我们兄弟姐妹学习都非常好,有时候我们告诉父亲考试得了多少分,他只是笑笑,觉得自己的孩子就该这样。姐姐上大学,妹妹上高中,都是父亲帮我们选的专业。我们有时候英文题答不出来,问父亲,但父亲告诉我们的答案却和老师的回答不一样。于是我们就都不问了,问了老师不给全分啊。长大后才知道,父亲不按教科书走,而是有更深层面的理解。
  父亲被关牛棚、去干校,我们就没见过他。后来就是上山下乡,大姐去了天津葛沽,二姐去了大学下边的农场锻炼,三姐去了延安插队,小弟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唯一没走的大哥,因为是聋哑人才留在北京。三姐在延安给父亲写信,大意是你要好好交代问题,改造思想,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定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回信说,要我们听党的话。
  我们几个孩子没有得到全部的正规教育,父亲觉得特别遗憾,他不光是为我们,是为我们这一代人惋惜。我们接不了班,只能帮他整理整理东西。假如说我们受到好的教育,能协助父亲,父亲也不会这么辛苦。
  原先我们对父亲有怨言:“你就知道《红楼梦》,你知道儿女有什么事吗?”其实父亲不是这样。父亲说:“我怎么能不关心你们,忘了你们?”三姐从插队调到工厂,别人给介绍了一个对象,觉得不是很好,给父亲写信。父亲为这个问题给三女儿写了无数封信,说这是缘木求鱼,让她赶快扭转方向。
  这些年三姐一直负责照顾陪伴父亲,她一礼拜回自己家两天,父亲对她有感情,回家两天,父亲每天都给她打电话,说我今天身体很好,你不用惦着,听听我的声音多洪亮!然后还汇报今天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问三女儿你今天身体怎么样,没不舒服吧?这里面都藏着父亲对子女的一份情感。
  曹雪芹,我家每年都给他过生日
  父亲大多数时间只想着《红楼梦》,张口闭口《红楼梦》。父亲喜欢石头、木头。一是因为他老家开同立号木匠铺;二是父亲研究大观园,中国园林最早就是木石山庄,有醒石有醉石,一脉相承,这是多层次的呈现。
  年轻时,父亲对《红楼梦》的研究始于《懋斋诗钞》。这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胡适先生已经访得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是寻不着《懋》集。父亲到图书馆去寻找,不料一索而得。在这本集子里,他发现了六首与曹雪芹直接有关的诗,就此写了一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的文章,在老师顾随先生的推荐下发表在《民国日报》上。
  胡适先生读了此文很高兴,写信给父亲。由于胡适对父亲的考证结论只一半同意,一半否定,父亲那时少年气盛,又发表了一文与之争辩,并与他通信讨论。两人一共七次信札往来,父亲又冒昧地向胡适提出,借阅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没想到胡先生二话没说便应允了。自此,父亲正式开始了研究红学的坎坷征程。
  父亲回忆说:“我和胡先生争,胡先生大度,一点都不在乎我说的一些少年气盛不太客气冒犯的话。大学者,仍然平等待我,并且表示你要想做这个工作,我尽我的可能帮助你,借给你书。”1948年暑假,父亲回到天津咸水沽老家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红楼梦新证》初稿,是摘记在各式各样的纸条上的,需要一张张抄录在稿纸上,这件工作就是在天津完成的。
  1953年,《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连印三版,产生了很大影响。毛主席也读过这部著作,并在考证“胭脂米”出处的一节文字旁加了密圈。但《新证》自出版后便命运多舛。1954年全国《红楼梦》大讨论,胡适被批倒。父亲的《新证》也受到严厉批判。
  终于等到《新证》再度被重视,父亲将《新证》由初版时的40万字修订至80万字。连累带急,还有些许兴奋,父亲的眼睛突然失明了。去协和医院检查,双眼视网膜脱落,医生的诊断是终生不能再搞文字工作。医生让他开刀,他说我回家,他怕如果做坏了,就再也写不了东西。
  周总理闻知后,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定要给父亲找个好医院,不能让周汝昌失明。于是,协和医院最有名的大夫给他做手术,右眼幸免,视力维持在0.01,左眼完全失明,但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三姐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着纱布,仍让她帮自己读原稿,口述处理意见。这些内容当时对三姐来说就像“天书”一样,只能是父亲说什么,她记什么。
  父亲研究一辈子《红楼梦》,他的思想和《红楼梦》是相通的。父亲小时家里也有两个院子,种着花,兄弟几人也是吹拉弹唱,也许曾有过《红楼梦》那样的场景再现。他是以身心来研究《红楼梦》的,他的终极目标是把《红楼梦》有关的事情都研究透了,才能研究《红楼梦》的思想高度,不能光是形骸,没有高度。
  曹雪芹是农历四月二十六生日,我们家每年都会在这一天纪念一下。父亲从《红楼梦》里考证出他是闰四月,而今年正好闰四月,遗憾的是父亲没能等到曹雪芹的这个生日,所以我们全家儿女到那天还会继续给曹雪芹过生日,告慰父亲。
  父亲的要求都在精神上
  父亲临终前三两天,我们给父亲找药。有人说,父亲是大师级的人物,应该有这个待遇,只要他给领导写信,药一定没问题。我跟父亲说这个情况,父亲根本没管自己,说:我要是给领导写信,我就是要助手!我们也只能叹气,您身体都这样了还要助手。
  那时候有领导来我们家,跟父亲说,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我父亲绝不说,你给我解决房子。他一个文化人思想不在这上面。他吃饭也不在乎什么,只要烂糊、能咽下去就行。穿衣服还不愿意穿新的,嫌新的捆得慌。他认为这些都是俗礼。他写过张伯驹,说“张伯驹无俗礼”,来客人直接登堂入室,走了也不打招呼。父亲也是向他看齐,他所谓的要求都是在精神上,对这些物质不感兴趣。
  父亲喜欢接受新事物,喜欢跟年轻人聊天。每次有人来家里,他都让人家给他读新闻,读书。他一点也不落后时代,很多新词他都懂,也总让我们上网给他找东西。他每天还会问我们报纸上有没有关于文化方面的新闻。
  2000年左右,父亲出了十几本书。最开始写《我与胡适先生》,几个星期初稿写出来,三个月就写完了。刚放下这本,《和贾宝玉对话》又是几十天的时间就写完了。还有一个《红楼梦》里所有的诗词,很快就出来了。外界有人对父亲一年出这么多书有非议,我们都不解释,他们没有真正接触过,不了解父亲脑子里到底装了多少东西。我父亲同时写六七本书,我们几个孩子每人手里都在协助他弄两三本书,有疑问就问他,他马上就能解答。父亲说,你看我的脑子多好用呀。
  那时各个出版社也来要稿,父亲精神好,心情也好,他在讲一个主题的时候,同时会再考虑下一个主题。我们帮他记录的时候,他说不了多长时间就叫停,马上说另一个,因为他总说一个觉得烦。他的很多文章都是同步进行的,晚上躺床上,他又考虑另一个问题。我们也知道父亲在世的时间不长,我们就是想展示父亲各个方面的学术成果。
  虽然我们也学到了父亲的一些治学方法,但毕竟起步晚,基础也不好。他也惋惜,说:要是我眼睛好一会儿就干完了。有时候他觉得特别容易的事,但我们帮不了他,资料没找到,思路断了。所以后来父亲一直说想要助手,要改变工作环境。我们再用力,我们儿女围着他,帮着他,有亲情感,但这只是心理上的作用,从工作上说没有对父亲起到太大的作用。
  父亲看东西只能用眼边上的余光。有时他给别人签个名,要把灯都关上,得漆黑以后靠光感才能写。我们也常提醒父亲注意身体,身体好才能一切都好。但父亲说,我活着就得写,我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我干什么呢,活着就要有意义。
  这两年,父亲眼睛看不见,连楼都不下了,每天的活动就是从屋里到阳台。跟朋友都中断了联系,最多是用电脑发一封信。他和刘心武只见过两次面,父亲从精神上对他比较支持。父亲的书出来,我们便找出版社给父亲要一套毛边儿书,书页还没裁开,他拿尺子一页一页都给裁开,放到枕头边,他爱得要命。
  父亲跟我们说,你给我买一套“鲁迅大全集”,我不管他多少钱,我说你看不见了,他说那我也要买,我对鲁迅有感情,我买了搁在那,那是我的寄托。最后我们也没给父亲买,很遗憾。
  父亲在生命弥留之际,打起最后一点精神和小儿子说了一首诗:“九五光阴九五春,荣光焕彩玉灵魂。寻真考证红楼梦,只为中华一雪芹。”他说,“今天总算没白过。”可能他自己有预感,但他不说。父亲还向我们口述完成了他的新书《梦悟红楼》的大纲,老人觉得自己可以将这部书写完。如果条件好一点,如果再抢救及时,父亲再活五年没问题,还能再出几本书。但我们也是无力、无奈,愧对我父亲。
  父亲生前希望魂归津门故里
  父亲是天津人,我们的老家在咸水沽,他永远怀念故乡,怀念家乡的文化,他生前曾经说过,如果将来有一天,家乡人民会怀念他,他想落叶归根,魂归故里。父亲逝世了,我们想如果有机会,能将父亲安葬在老家,这也了了他的一个心愿。
  上世纪60年代,天津就请父亲去讲过《红楼梦》;西青区成立诗社,父亲写诗祝贺;还有一年,南开区专门给父亲举办了一次书法展。父亲跟天津曲艺团演员的关系都特别好,和骆玉笙一起开政协会,骆老让父亲给写个唱词,父亲就写给她。父亲有求必应,他不认为自己是名人。他还想到天津买房,说我想在天津有个落脚地,我能多去几次。
  父亲一生豁达。因为《红楼梦新证》,父亲由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调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成了学界红人。也由于这部书,他在政治运动中变成了“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的“繁琐考证”的典型代表,1968年被关进牛棚,差不多一年后,被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父亲从干校特调回京,回来的时候头发都白了。
  但是当他写到干校的那段经历时,却并没有抱怨。他的任务是看护古湖边上的一块菜地。每天凌晨4点钟起来出屋,拿着一根长竹竿,将破裤子卷到大腿根,趟过没膝的水,要走很远才能到堤上。然后独坐,轰蚊子,吃带来的点心,哼唱反二黄。父亲受了那么多委屈,但落在笔上只有轻松随意,没有苦和怨。
  在人们的眼里,父亲是“红学家”,似乎他一生都像个书呆子似地“死啃”红学,其实,父亲兴趣非常广泛。我们给父亲的定位,不是红学家,就是一个文化学者。
  1986年8月至1987年8月,父亲应美国鲁斯基金会之邀以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教授身份赴美一年。父亲一下飞机就开始说英文了,他喜欢英语,《牛津字典》可以背下来。到了美国之后写了一本书――《<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父亲找人家要的稿纸,在那儿写。张爱玲也是那时候看到的,后来他写《张爱玲:定是红楼梦里人》,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在美国,父亲除研究著述外,还为威斯康辛、普林斯顿、纽约市立和哥伦比亚4所大学及亚美文化协会讲解《红楼梦》,他为亚美协会的那次讲演时间一再延长,讲演的题目是“罕见的文化小说――《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00多位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坐在台下,在他讲演即告结束时,主持人提出再延长20分钟。后来香港大学的一位教授愿意匀出自己演讲的10分钟给父亲。
  外界说周汝昌喜欢出头露面,喜欢上电视讲,其实他本意不是这样。最开始上央视讲,连车接都没有,在一个宾馆租的地下室录像。他就是想宣扬中华文化,他说过:“只要有三个人愿意听我讲,我都会像数百上千人听讲一样去认真对待,无分长幼贵贱。”
  在央视“百家讲坛”和“大家”栏目做节目时,主持人问父亲遇到不愉快的事情怎么排解?父亲回答:“回到《红楼梦》里边去,它包含了各式各样的道理,悟到了这些道理,你就明白,烦恼是很低级的东西,我们应该有更高等的精神追求。”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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