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劫难 下放宁夏，苦难中的宁静
抗战结束，从重庆回到上海以后，我进入银行工作，银行就派我去美国。从美国回来以后，新中国已经解放，我本来是学经济学的，这时候改行去研究语言文字学。我不认为改行很困难，比如语音学的知识，我在学经济的时候就已经去旁听过的课，这些知识都有。“通识教育”在国外是共识，所以外国人改行都很容易，中国学生要改一个专业却几乎不可能，这样下去是要吃亏的。解放以后我们变成向苏联学习，更糟糕，大学都变成专业学校了。这造成很多麻烦，比如清华大学本来有名气是因为社会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变成一个理工科的院校，直到改革开放，才又改回来。 1949年以后，沈从文的情况也有意思，他对于国际政治不了解，对于中国的政治问题也不了解。所以共产党来了他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呢？郭沫若公开骂他。沈从文一度精神很不好，后来上面把他派到故宫里做解释员，就是拿一根棍子跟人家讲故宫里的东西，这是当时故宫最低级的工作，但是他很高兴。他不是假高兴，是真高兴。他说他本来要研究古物，可是接触古物很困难，现在到故宫里来，就很方便，利用这个条件能写出书来。他能把不利条件变成有利条件。 后来的“反右”，谁都想不到。1956年开了一次大会，认为我们建设新中国最重要的就是知识。许多人回国不知道情况，美得不得了，讲话都是讲民主的，结果就不对了，“反右”开始，他们都被打倒了。我很侥幸，离开上海来到北京，改行搞语言文字。上海是经济最发达的地方，经济学家在上海是“反右”的重点。我有个好朋友沈志远，是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他从莫斯科大学回来，后来自杀了，我都不知道，因为那时候不能通信。我逃过了“反右”的这一劫，他们不跟我翻旧账了。所以有人说我是命大，运气的确好。不是我有远见，是碰巧。我要是留在上海搞经济，肯定要坐牢的。 到了“文革”时期，就不能读书了，我的家也再次迁徙。我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做“五七干校”――这也是学习苏联的做法，认为我们这些旧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用了，就给你下放下去，不许回来了。 我到宁夏去，规定说可以带字典，其他书不可以带。我带了一本《新华字典》，后来根据字典写了一本小书还发表了，这是字典的用处。另外我还带了《毛主席语录》，因为语录有二十几种外文版，我全都买来，装了满满一大包。人家一看我带的是《毛主席语录》，也不好说什么，我就用这些外文版的语录来做比较文字学研究。除此之外，连唐诗都不让带，那个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看书变成坏事情。我在宁夏呆了两年四个月，林彪死了，我们又都被送回北京。 宁夏那个地方，有一百万到三百万政治犯，修了很多碉堡，一个碉堡五千人，劳改犯呆的地方。我们去的那里，有24个碉堡，叫做一个站。条件最好的两个站让我们去，是周总理特别关照，说我们这些人是国务院派去的，这两个站要有电灯，还要打一口井。所以我们可以洗澡，还有电灯，别的站都没有，这是优待我们。 许多人去了很不高兴，我是既来之则安之，住得很好。我本来容易失眠，到了宁夏，体力劳动多了，用脑少了，我就不失眠了，这不是很好吗？ 我不觉得难过，我说宁夏这个地方，假如不是搞大运动，我不会来看的。现在看到了，中国还有那么落后的地方。落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种的洋白菜，吃不完，送给老乡。老乡问：“这是什么东西，能吃吗？”他们没有知识，也没见过洋白菜。 暮年生活 “蜗居”一屋，纵论天下 我的家绕着世界跑了一圈，又绕着中国跑了一圈，最后落定在北京的这间小屋子里。我一直在自己的专业里面做事，直到85岁才离开办公室。这样的问题就是，在一个领域越钻越深，钻到井底里面去，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啦。所以到85岁我离开办公室回到家里，就不搞专业研究了，随便看书，随便写点杂文，没有计划。 我最近还开了微博，因为这是新技术。前阵子伊朗搞选举，闹得很厉害，就因为他们用手机发微博，把消息都传到外面去了，搞得伊朗政府很被动。将来技术越来越进步，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变成真正透明的，要保密就很困难了。所有的国家都应当透明，这样整个人类就会更幸福。 我也关注新闻，比如好多人学历造假，我很奇怪，我在许多大学教过书，没有一个大学来查我的学历。我有中国的文凭和外国的文凭，全都没有用处。现在人们为什么造假？因为不讲你有多少学问了，就讲你有什么文凭，这是根本的错误。出来一个方舟子打假，结果他让人给打了。方舟子这个人我觉得了不起，他就是受了美国人的影响，在美国读书，我可以批评你，你也可以批评我，到了中国来谁都不可以批评。我们现在学术没有自由，造假的就横行。我认为今天的自由已经比从前多得多，将来还会有更多的自由。 还有“神医”张悟本、道长李一，这些人出来行骗，他们代表的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坏的道德，却没有法律来限制。医学是一门科学，以前苏联人讲科学有阶级性，无产阶级的科学是真的，资产阶级的科学是假的，结果他自己都是假的。我写过一篇文章讲科学的“一元性”，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在外国这是用不着讲的道理，在中国却很混乱。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人家问我：你看中国有没有希望？我说中国当然有希望啦，因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比如明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辛亥革命是中国的大事情，人家说辛亥革命之后来了一堆军阀，搞得一塌糊涂。可是，辛亥革命把“家天下”的思想改变，变成了“民国”，虽然是个名义上的改变，也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辛亥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废除专制。我相信中国的发展前景，将来会更好。 （周有光历史资料图片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提供） 编辑：蓝雅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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