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摘自【文史參考】2010年第24期
周有光，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原名周耀平，1906 年生於江蘇常州，後遷居蘇州，1923 年入讀上海聖約翰大學，其後留學日本、美國多年，1949 年回國擔任復旦大學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1955 年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參與設計『漢語拼音方案』，被譽為漢語拼音創始人。1989 年離休後筆耕不輟，著有【現代文化的衝擊波】、【周有光耄耋文存】、【周有光百歲新稿】等，2010 年出版新書【朝聞道集】。 周有光老先生的家，在北京朝陽門內一處樸素的單元樓里。去年我曾經拜訪先生，就是在飄雪的冬季，先生着毛衣褲，守一方木桌，笑容可掬。如今又是一年過去，再見先生，衣着及屋內陳設全然未變，仿佛時光停滯，沒有什麼能再更改這位百歲大師的平靜生活。 人生百年已過，可談的往事實在太多。他的連襟是沈從文，他的夫人是『合肥四姊妹』排行第二的張允和，這些故事我們早已熟稔。本想請他隨意聊聊『家』與『書』的話題，不想先生每日勤看新聞，足不出戶，盡知天下事。我們的訪談，也如墨洇宣紙，就此散漫地鋪開。末了，先生說，歡迎再來。 少年家學 『通識教育』培養良好公民 我的世界曾經很大。年輕時候出洋留學，日本、美國都呆過，四海為家。現在我105歲，走路不靈了，不能再出門，一個人在家中，我的世界就變得很小很小。我只有一間小屋子，半張破桌子，這就是我的世界。 1906年我生在常州，後來全家就搬到蘇州來住，蘇州是我慢慢長大的地方。小時候我家的條件應該算很好的，有很多書，親戚朋友很多是文學家，後來沈從文也成了我的連襟，那是後話。 小時候在蘇州，學校裡面讀書、寫文章都是古文，雖然當時已經在提倡白話文，可是學生寫白話文是不算數的。我的讀書氛圍很好，學習文言文，平時看的是白話文，兩方面功底都打下了。可是中學時候的老師常常給我們講，說中國並不缺少文學家。中國為什麼從一個文明古國變成一個弱國，受人家欺負呢？因為我們缺少科學，老師鼓勵我們儘量去做科學工作。我的同學們聽了老師的話，很少搞文學的，這也是時代的影響。『五四』運動講的是德先生、賽先生，講民主與科學，可是不談文學。不是文學沒有用，而是文學不能建設新中國。 中學時代，除了規定應當看的書之外，多半時間是自己隨便看書。我們那時候的教育跟現在不一樣，現在的教育內容太多，壓力很大，主要是因為學了蘇聯模式，搞專業教育。從前的學校都是學英美模式，提倡通識教育，不鼓勵你做專家，而是鼓勵你擁有廣泛的知識，教育的目的是培養一個良好的公民。 『通識教育』本來的英文是general education，有人翻譯成『博雅教育』，我認為不好，層次拔高了。但是『通識教育』的翻譯也不完善，general education還有『自由』的思想在裡面，沒有翻譯出來。我想象中的general education主要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礎知識，也可以說是『工具知識』。我們中學時代的說法叫『國英算』，就是學校里只有國文、英文和數學是要考試的，小學和中學要把這些工具知識學好。現在許多人有個錯誤的認識，以為中文或者英文學好了的人就是有學問，其實這些都是工具而已，不是『純知識』――也就是第二個部分，在大學裡要利用『工具知識』來學習『純知識』。現在的學生苦，主要是中學時候基礎知識沒學好，進了大學還要補英文，苦不堪言。我中學畢業，英語已經講得很流利了。老師怎麼訓練我們呢？出好多個題目，你去抽一個，給你五分鐘時間準備，然後你就上台講這個題目，訓練思考和演講的能力。 抗戰八年 大難不死，有家難歸 1923年，我進了上海的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讀書的方式跟中學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這個學校是以英語為校園語言，學校裡面什麼都是英文，連門房都講英文。教師方面只有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是中國教授，其他都是外國教授。快下課的時候，老師會告訴我們一些課外讀物，常常要我們看百科全書。因為百科全書很簡單，又全面、客觀，作為讀書的課外輔助是很好的。這個教育很有用處，可是我們國家沒有這個習慣，現在學生們最多拿個字典翻一下，字典並不能告訴你其中的知識。 我的學問可以說是得益於百科全書，所以後來跟百科全書有關的工作我都願意做。沈從文給我起外號叫『周百科』，因為我從美國回來，帶了一部百科全書。在『文化大革命』當中，我一個月只有35塊錢，沒有錢了，就把這個百科全書賣掉了――賣了五百塊給舊書店。我那時候窮得不得了。我還有【二十四史】，很好的版本，賣不出去。結果後來造反派要來，這些書沒有地方放，【二十四史】只賣了24塊錢。大家都窮嘛，要吃飯。 我大學畢業之後在上海工作，日本人來了。兵荒馬亂的年代，讀書不重要，吃飯也不重要，生命才重要。我家就逃到西南後方去避戰火。這次去四川，原本以為最長也就三年回來，結果一去就是八年。 進了四川，我們住在重慶的南溫泉，當時那裡是防空設施最好的地方，蔣介石也住在南溫泉。有一回我下班後坐滑竿過江，一個炸彈下來，炸在旁邊，力量很大，把我整個人吹出滑竿，我就掉在陰溝裡面了。日本飛機過去以後，我才爬出來。我想我一定受傷了，摸摸身上，沒什麼地方疼，一看旁邊的人都死了。後來人家說，幸虧是風把我吹到陰溝裡面去了，我躺在陰溝里不敢動，彈片沒有打到我。我一生最痛苦的時候，就是日本人侵略中國，我只是碰巧沒有死掉，四川人說我是命大。 八年以後回來，家裡看家的人都找不到了，家裡住的都是我不認得的人。我的家完全變化了，什麼都沒有了，連家裡的老房子，人家都不承認是我們的。抗日戰爭八年，完全割斷了我家的歷史。 我在重慶的時候，國民黨成立了一個政協委員會，每個月要開一次座談會，每次都請我去，討論世界大事。周恩來一直在重慶，周恩來的秘書是我的朋友，他是研究經濟學的，所以我同周恩來很早就比較熟悉了。那個時候，我們為什麼傾向共產黨，反對國民黨呢？周恩來一再講，我們共產黨是講究民主的――就是這一條。解放後，我們認為，共產黨要建設新中國，新中國當然應該是民主的嘛。開頭幾年的確很好，比如『文字改革』問題，周恩來就找我們到國務院去討論，討論到中午還沒完，周恩來就說，在國務院吃飯吧。我們吃飯，就是兩葷兩素。周恩來說，大家平等。 故人風流 合肥四姊妹，連襟沈從文 當年卞之琳很有意思，卞之琳追求四妹充和，四妹不喜歡他――戀愛的事情本來就很難講道理，譬如我不喜歡你，要講出道理來是很難的。卞之琳天天追她，可是他怎麼樣也不行。 卞之琳追四妹失敗了，沈從文追三妹（張兆和）倒是成功了。沈從文也有趣味，三妹那個時候在上海吳淞公學念書，胡適做校長。胡適提倡白話文，就請了沈從文來教學生寫白話文。因為當時認為，沈從文寫白話文寫得最好。沈從文就喜歡上了他的學生三妹，他就寫情書給三妹。三妹很生氣，拿着情書去找胡適告狀，說你看，沈從文是我的老師呢，還亂七八糟寫這種信給我。沒想到，胡適的思想太新了――胡適說，沈從文他沒有結婚，他向你表示愛慕，這沒有錯呀。 三妹一聽這句話，已經不高興了，胡適下面一句話更糟糕――胡適說，我跟你爸爸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爸爸去講？三妹氣得不得了，把信一摔就走了。可是沈從文有毅力――我寫給你的信，你看也好，不看也好，反正我不斷寫給你。後來他們慢慢就好起來了。 沈從文喜歡聊古代的東西，我年輕時候也是讀的古書，所以古代的東西我們都能聊。可是我搞文字改革，搞漢語拼音方案，他不感興趣。他說，用拼音在打字機上打文章，文章是不會好的，因為他自己不會用打字機。 沈從文這個人，脾氣很好。三妹有時候發脾氣，他就笑笑，也不發脾氣，我從來沒有看過他發脾氣。還有就是他的自修能力很好，什麼東西都是自修的，他確實小學都沒有畢業。我們一個親戚的小孩小學畢業了，去看他，他說：『不得了，你都小學畢業了，我還沒有小學畢業呢。』 我跟我老伴（張允和）的情況，跟他們不一樣，我根本沒有追求。因為我的老伴是我妹妹的同學，常到我家來玩，我就認得她了。在蘇州時，我們經常一起出去玩。後來我到上海，她也到上海，就接觸比較多一點。又碰巧，我到杭州，她也到杭州――那時候軍閥打仗，蘇州到上海的鐵路炸了，她去不了上海，可是到杭州的路是通的，所以她就到杭州去借讀。我恰好在杭州教書，接觸更多了，就開始戀愛。我們這個戀愛，跟今天完全不一樣。我們兩個人出去，一定要離開一段，不能手拉手的。手拉手在馬路上走，有傷風化。古代人講究舉案齊眉，現代沒有案了，我跟我老伴就用杯子，每天喝咖啡的時候，舉杯齊眉。雖然只是好玩的事情，但這個小動作表示，我們彼此有敬重。男人要敬重女人，大男子主義其實每個男人都有的，所以更要提倡『敬』，這樣家庭就可以和睦了。 編輯：藍雅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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