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的文化价值(3)

道德为范的师者

学术、艺术水平虽是成为文化大师的根本条件，但道德人品却是成为大师的首要前提，这是中国式的文化价值观，“无行文人”在中国永远不能成为文化大师。而道德人品又往往和性情学识、文化修养密切相关，像朱熹、二程一类被东坡批为“不近人情”者，充其量只能成为专门的经师。只有像孔子那样成为“万世师表”，或像东坡那样具有最动人的“情味”，才有资格成为真正意义的文化大师。西哲有云：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换言之，每个人的人格都形成于他的文化积淀。启先生是在长期学习与践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中成长起来的人，因而中国文化中那些优秀的传统和根深蒂固的因子早已潜移默化地凝固于他的血脉之中。人们仰慕启先生，乐意奉他为大师，也得益于他的具有这种中国情结的人品性情。无论以旧道德还是新道德来衡量，启先生都近乎完人，都与他的斋号“坚净”相符；热爱他的人甚至发出这样的赞叹：“人无完人，启功例外”。

启先生虽因时代和出身的原因，未能居于政治的中心，但他始终怀有一颗赤诚的爱国忧时之心。他绝不是一个仅关在书斋里的学者，也不是被捧在象牙塔里的名士，他一生都遵循着“精英”之“士”应弘毅大道的准则。在旧中国，他虽仅为一介布衣书生，但他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如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启先生与台静农、魏建功“悲愤大醉，醉后元白写荒城寒鸦图以寄慨”。到了新中国，他为国家的进步发展而欢欣鼓舞，对存在的问题痛心疾首，而其评价又不失“启式”的风格。如评腐败现象曰：有腐而败者，也有腐而不败者，还有败而不腐者，可谓洞若观火。他为继承弘扬中华文化尽心尽力，作为多届全国政协常委、书协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积极为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建言献策，并多次到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英国访问以及考察、进行学术交流，堪称中国文化的形象大使。每逢灾害，他经常带头义卖捐资。而最能体现他竭尽全力报效国家与民族的是他对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他认为别的头衔都是虚名，自己就是一个教师，以至本可列上数十上百头衔的名片上，只写“北京师范大学启功”几个字，有人开玩笑地说，你在师大干什么？看传达室呀？他这才加上“教授”两字。1991年，当得知师大很多学生生活贫困时，他不顾年迈体弱，赶制100多幅书画作品到香港义卖，将全部收入捐给学校，并且坚持不以自己的名字，而以陈老校长的书屋“励耘”来命名这笔基金，以此践行尊师重道的传统。启先生虽没有大部头的教育论著，但他为北师大所拟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再次体现了“启氏”的智慧，结合“师范”的特点，高度概括了师范人应具有读书与做人、理论与实践、学与行相结合的修养。而他为北师大毕业生所题的赠言：“入学初识门庭，毕业非同学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却在生平”，同样具有高度的辩证观和哲理性，可视为对所有毕业生的“毕业训”。

坚守性情本色的大师

启先生晚年虽荣衔满身，但他始终保持着平民本色，自称得到这些荣誉不过是“贼星发亮”而已。他淡泊名利，更淡泊钱财，为教育事业及公益事业写字从来分文不收，为企业写字所得也大多捐出。他从不趋炎附势地以皇族自居，更不以爱新觉罗氏炫耀。他称自己只姓“启”，名“功”，当“族人作书画，犹以姓氏相矜，徵书同展”时，他以诗婉辞：“闻到乌衣燕，新雏话旧家。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当大家纷纷称赞他博学多闻是因为天资过人时，他却真诚地引用《论语》的话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因此他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居住的小乘巷的南厢房环堵萧然，却幽默地说“室比维摩亦倍饶”，并乐此不疲地在此进行着创作，大有颜渊“一瓢饮，一箪食，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遗风。搬到北师大小红楼后，仍是身居斗室，掀起毡子吃饭，放下毡子写字。凡到过此地的人无不惊叹如此大艺术家和大学者的作品居然都是从这里产生的。

仁者爱人，启先生具有高尚的博爱精神。由于具有一颗本色的平民之心，所以他能以一种平视的态度去爱人，并被人所爱；也能以平民的情感去感知生活和社会，而不是高高在上地施舍爱心与同情，故而有高度的亲和力与极好的口碑和人缘。这一点与苏东坡极为相似。东坡尝自称可以上陪玉皇大帝，下陪乞丐，在他眼里，没有一个不好的人。启先生亦如是。他爱自己的亲人，侍母至孝，敬妻如宾，那些纪念妻子、母亲的诗词不知感动了多少人为之堕泪。他敬爱师长，以继承发扬他们的学术和艺术为己任。他感激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自己的亲友师长，恪守滴水之恩当报以涌泉，并把这种报恩的思想推广到回报社会更多的人。他爱学生，以恩师的“励耘”精神教育他们，以“润物细无声”的爱心培养他们，与他们平等相处。在他名下注册的学生，一旦毕业，他即以朋友相称，而学生们反而更加尊敬这样的老师，以能有这样的老师自豪。他对一天到晚轮番轰炸般的来访者总以礼相待，立迎亲送。对为他服务过的司机、厨师、修理工更加善待。有些人挟“首长”之威向他索字，他可以威武不能屈，但对这些人则有求必应。

而最与东坡相近的是对待生活的态度，特别是对待挫折和苦难的态度。他们都是洞悉社会、洞悉历史的大学者，故对人生的荣辱穷达早已看透。既不汲汲于富贵，亦不戚戚于贫贱。他们都具有很高的情商，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情感，并能以高度的智慧处理好自己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启先生一生遭受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能同东坡一样平静地正视这些苦难，并能以旷达的胸怀，哲人的境界去品尝这些苦难，从中发现和玩味更完整、更深刻的生活之美。他机智、幽默、博雅、多识，我们随手编辑的《启功隽语》就可以当半部《世说新语》读。他的那些自嘲诗能以诙谐的隽语，风趣的调侃，将痛苦埋在心中，把智慧送给读者。诸如“衰荣有恨付刍狗，宠辱无惊希正鹄”，“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立身苦被浮名累，涉世无如本色难”，这样充满哲理的诗句不正是他对百态人生和多样社会最好的诠释吗？而能坚守这种“本色”，不正是他对传统文化价值最好的吸纳和弘扬吗？而这种弘扬不又更提高了他的文化价值，使他在文化星河中依傍着像东坡这样的明星，更加璀璨夺目、永放光芒吗？

作者小传：

赵仁 男，1942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并有幸从此师从启功先生。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