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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叙述中的中国历史

国学新闻| 历史的天空

2011-11-6 00:06| 發佈者: 家邻| 查看: 1545| 評論: 0|來自: 深圳特区报

摘要:  《伤残的树》,【英】韩素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任菲   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韩素音自传《伤残的树》,这是一本被埋没的书。说它被埋没,是因为虽然成稿于30年以前,其文化内核却经 ...
 《伤残的树》,【英】韩素音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任菲

  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韩素音自传《伤残的树》,这是一本被埋没的书。说它被埋没,是因为虽然成稿于30年以前,其文化内核却经久不衰,而如今被遗忘在旧书堆里。好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慧眼识珠,将1983年董乐山、孟军先生的译本重新付梓。罗素曾经这样评价韩素音的作品:“我花费许多时间阅读韩素音的作品,在一小时之内了解的东西,比我在中国待一年所了解的东西还多。”韩素音笔下的中国,不只是她眼中所看到、听到的中国,更是在她心智成熟之后,以一种观察者的姿态分析和回望历史,剖析社会现象背后深刻的文化背景之后所了解的中国。混血儿的身份,复杂多样的人生经历和中西合璧的受教育背景,又使得她不受某种单元文化的局限,能够更加清醒地看到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再由比较和反思进一步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寻根”是韩素音创作中的一种情结,作为一个出生在中国,游历于世界,却始终不忘关注祖国的作家,她的文化寻根意识格外强烈,半生漂泊反而使得她对中国的感情更加深刻,对中国文化更为认同。正像作者自己所说:“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跑来跑去: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从1885到1928

  《伤残的树》是韩素音五卷自传体小说的第一卷,它的时代背景是从1885年晚清到1928年革命初见成效的中国社会,也即是作者的童年时代。与一般自传体小说有所不同的是,其叙述重点与其说是作者本人,倒不如说是一幅当时中国社会的众生群像,涉及到的相关人物除了作者本人及她的亲人、祖辈,更有上至与她家庭有往来的士绅、外国人、军人,下至车夫、保姆、乞丐,囊括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整个图景。它名义上是自传,反映的却是整个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多种文化间的冲突和矛盾。而作者保留的第三人称视角,使得个人的感情并没有左右对客观事件的判断,这种广阔的视角,以及多元文化碰撞中产生的独特叙事,是普通的自传体小说所少见的。单是概括式的历史或是个人经历的历史,各有所长却稍嫌片面,而在《伤残的树》中,这两种叙事角度是交替出现,互为补充的。如第二、第三章对四川地理环境的概述、客家人的历史以及作者家族发展过程的梳理,展现的是封建体制下的中国社会。紧接便是身处其中的家族成员――作者父亲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心理变化,通过他的体验,再从细节上反映封建社会缙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保皇派的保守与提倡改良和革命新思潮的对立,汉满两种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清朝统治者刻意引起的民众对洋教及其信徒的排斥甚至仇恨情绪,这些社会现象,都是从具体的历史事件以及父亲的个人体会两方面进行描述的,因而作者笔下的历史大而不空,具体却不肤浅,分析和事实相辅相成。

  在历史的裹挟中前行

  另一特点是“罗生门”式的叙事方式,即同一事件的不同亲历者不同的看法和体会,在比较中见差异,在主观中找客观。全书以父亲、母亲、三叔、“我”四人的视角交替进行叙述,有时会将他们对同一事件的讲述并列起来。如父亲和母亲从相识到恋爱的不同记忆,他们对对方的第一印象,使他们坠入情网的不同原因。又比如父亲的家庭迎接母亲进门一事,以母亲、三叔的视角分别进行叙述,中国人传统的男女之间的避讳和三叔对自己嫂子的尊重,却被身为外国人的母亲误认为是三叔对自己的蔑视,她认为父亲家庭对自己不重视,其实对方却是为了体面地迎她进门不惜向人借钱。为不使嫂子寂寞,三叔叮嘱家里妯娌多与母亲交流,而母亲却认为自己的个人隐私受到了侵犯。文化上的隔阂,在这些最细微的小事上一一展现出来,母亲对中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开始就注定了她今后在现实中的碰壁,父亲也因为家里人出于对他善意的保护而对家乡的真实情况懵然不知,他们即使在最初冲破阻碍走在了一起,却无法抗拒时代带给他们的磨难,而不得不像其他无数的普通人一样,在历史的裹挟中跌跌撞撞地前行,直至被冲散。

  人性的复杂构成了人的历史

  即使在同一国家、同一家庭背景下成长的父亲和三叔,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和政治立场。父亲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在少年时的他眼里,江河湖海、绿野鲜花,乃至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无一不可以入诗,而却唯独忽略了苦难。性格深层的对传统和权威的慑服,又使得他一开始对于“革命”持不理解的态度,直到亲自经历了种种磨难,才意识到变革的必然性。他的回忆,主要是围绕着自己的感觉展开的,有着文人特有的伤感和细腻。三叔则更加理性,对于变化和彻底的革命并不排斥,主动去适应,他很早就注意到社会微妙的转向,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因而三叔的回忆,更多是关于时局的分析,以及对身边人事的印象。父亲少年时的朋友达春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乃至为之献出了生命。父亲、三叔、达春三人,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同思想倾向。在个人的叙事中,时代背景借由孙中山、康有为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不时地显现而得到确认,虽然名字的主人从未真正出现,但这些名字所代表的改良抑或变革的社会力量却存在于街头巷尾的话题里和被禁却从未真正停止传播的书本中,直至渗透人心――看似无形,却无处不在。

  本书最核心的部分是人性的复杂,这种复杂构成了人的历史,却也影响着历史中的人。作者写自己的童年,却不用第一人称,而直呼其名。她穿透时光看那时的自己,将自己也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分析。少年时的困惑便逐渐清晰起来了。为何西方人一边扮演着慈善家的角色,同时却在侵略中国?为何人能够一边心存悲悯,却又一边作恶?为何父母真心相爱,却又彼此伤害?将这些问题置于历史和人性本身的复杂当中,就认识到了事物的因果,以及个人在大时代中的渺小和无奈,无论是父母、作者自己,乃至颠沛流离的芸芸众生,其实都是历史的受害者。作者这一代童年的成长经历,就仿佛是一棵“伤残的树”,好在“树受到了伤残,但她仍活着,谁说她的果实不比别的树更甜更好吃呢?”(任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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