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遭遇山寨学术刊 找不到被告难维权 （3）

“找不到被告，一切无从谈起”

按照陈实的说法，要不是上述读者在拿到“山寨”版刊物后向杂志社求证，他们至今也不会发现有这样一本“学术刊”。“那些没有来向我们求证的投稿者，多数很有可能已经凭着在‘山寨’版上刊发的论文获得了晋升。”

《中国报道》杂志社总编室副主任高鑫向笔者介绍了他们维权的艰难：在发现“山寨”版刊物后，杂志社于6月13日在官网上发出了简短的声明，指出“陈某冒用我社名义开设武汉采编部”，“并开通学术刊网站（www.zhongguobaodao.com）”，“我社从未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设立学术期刊采编部，也未开设类似网站”。

7月19日，他们向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上交了相关举报材料，得到的答复是，总署会将上述材料转给相关负责部门，并建议杂志社向公安局报案。

随后，《中国报道》杂志社向公安机关报案。接待的民警表示，公安机关需要核查一些情况，让杂志社“等结果”，同时建议他们去向文化执法大队反映情况。于是，他们又向北京市西城区文化执法大队反映了相关情况。

尽管在官网上发表了声明并已报案，高鑫仍不敢对处理结果表示乐观。“我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我们很难找到‘山寨’版的编辑者，更不用说地点――他们很可能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高鑫说。

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高鑫曾多次向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公安机关等询问调查进展，但没有得到实质性的答复。

“他们说，杂志社也没有受到什么经济损失，就耐心等结果吧。”高鑫告诉笔者，事件的最新进展是“新闻出版总署将案件线索转给了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杂志社目前在配合总队调查”。

经办此事的北京市文化执法总队办案人员告诉笔者，目前，文化执法总队的做法主要是扩大一些线索，尽量多找到一些证人。

在向有关部门举报时，求证成了杂志社最大的困难。“我们找不到‘山寨’版的相关负责人和更多的证人。如果达不到法律规定的最低涉案金额，公安局就不予以立案。”高鑫说。

杂志社也曾向其法律顾问求助。岳成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部的杨律师表示，现有的情况下最难的就是找到“被告”，包括“山寨”版刊物的出版者、编辑者以及印刷者。“山寨”版刊物上并没有关于这些人的信息，单凭期刊上和网上的几个“不具有排他性的”名字，根本无法确定。

杨律师坦言，因涉及“发文者自身利益”，杂志社很难发动向“山寨”版刊物投稿者主动举报或提交相关材料。他表示，“这些发文者本身就是自愿付费，想通过发表论文来为自己的晋升、评职称谋取利益，有的甚至可能已经借此获得了晋升。所以很少有人愿意站出来提供自己手头的证据。”

对此，高鑫十分无奈，“曾经有一个读者同时在QQ上找我和‘山寨’版《中国报道》的一位编辑聊，我花了很大的力气、很长时间才让他相信我们这边才是正规杂志。真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