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肤色黝黑,短发见白,说起话来声若洪钟。台湾作家张大春给人无法框定、难以驾驭的印象。从魔幻写实作品《将军碑》、《四喜忧国》到长篇武侠小说《城邦暴力团》,他笔下文字如风,穿梭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以打破外界对他的成见为乐。
但有一个标签,他从不试图撕掉。 8月底,上海书展论坛,名家如云。记者自报家门时,阿城、朱天心的反应几乎异口同声:“哎,你是大春的老乡啊!”在台湾文坛,人人都知道张大春来自山东济南。虽然生在台湾,但张大春是济南人,这点毫不含糊。 在台湾文坛有“顽童”之称的他,在《聆听父亲》一书中,放弃一切写作技法,深沉的故园情结读来直击心扉。 家事――父老子幼时 张大春会说山东话吗?面对记者的怀疑,他有几分不服气的兴趣,马上拽了几句济南土语,乡音确实地道。张大春说,自己的母亲终其一生只说济南话。在台湾有“眷村”这一专有名词,张大春被认为是“眷村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1997年2月6日除夕夜,张大春的父亲意外摔倒,从此再没站起。当时父亲对他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什么,你说糟糕不糟糕?” 《聆听父亲》的写作动意由此生发。“我父亲摔了跤,我的确有这个感受,我想把家史重新理一遍。”张大春说,“当没有人再有心关心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哪怕有存在的意义,或者是流传的价值,也会就此湮灭掉,还没来得及焚化就已经消失了。” 在父亲身体日渐衰弱,儿子尚在妻子腹中孕育时,张大春动手梳理家史。这个过程,让他重新认知了这个家族。 山东济南张家“懋德堂”,曾有五大院落,几百口人丁,家世显赫,代有功名。门楣上的楹联从“诗书继世,忠厚传家”,变迁为与“福”、“贵”相关的吉祥话。 在天桥区的朝阳街上,“懋德堂”已不复存在。当年泉水流过家院时跌落水面的石榴花,是如何点醒了一个孩子,在张大春笔下犹自活灵活现。“我父亲被一个抽鸦片、搞盐务而且脾气坏透了的老头子讨厌了十年,终於在一个夏天的正午(当然是在挨了一顿痛打之后)得著了神悟。”当年孩童追着石榴花漂到小清河,所指“神悟”大略是对自由的探索。但是,当大春打抱不平说祖父是混蛋时,旋即招来父亲照着后脑勺的一巴掌。 “这么大一家人,每个人的性格际遇非常不同。人和人之间有小的争执,但是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这么紧密的情感,我在别的家族都没有见过。”张大春说。他的父亲有七个哥哥两个妹妹,《聆听父亲》最初基于六大爷的《家史漫谈》开始创作。 “这部书对我来讲很重要,毫无疑问。我是第一次放弃了所有技法、手段,来简单书写,之前很少这样做。”向来被指“炫技”的张大春,这回自动缴械。张大春甚至怀疑,这本书会不会宣告自己写作技能的退步。《聆听父亲》终于在张大春父亲辞世前一年完稿。 这是一部极度简化的家史。莫言曾说,这个故事在他手里可以写110万字。 但张大春写得很小,薄薄一本册子。他说:“历史长河中,人就是一个小点,浮华散尽,最后留下至多一个名字。基于这点考虑,我写前跟自己订了一个契约:不用任何虚构,用最洗练的笔墨,去掉一切不必要的细节,用简笔,所谓‘一笔勾魂’。” 国事――真实与虚构 9月18日,张大春在博客上更新了一篇题为《鬼子又来了》的日志,涉及对保钓事件的关注,点击率很高。在《聆听父亲》中有一章节,名为《鬼子来了》――彼时,日本人炮轰济南的一颗炮弹落在懋德堂西院墙上。 张大春保有对公共话题的关注热情。“我最近这差不多十年以来,除了去电台上上班,写写文章骂骂马英九,再就是写写书法。”他说得轻描淡写。香港作家马家辉却直言叹服:一次,两人一起在台北打车,出租车司机面孔冷冷地很不礼貌。张大春一开口,司机态度180度转弯。因在电台主持一档新闻说书栏目,张大春的声音很容易被民众识出。 张大春最为人称道的《城邦暴力团》,被大陆文艺青年列入必读书目之一。书中主角也叫张大春,漕帮老大万砚方1937年领八千子弟参加抗战,最后流落台湾,离奇遭杀后,他的重要帮众在台湾隐匿。张大春意外获得竹林七闲留下的七部著作,透过这七部书,张大春能拼凑起清代民间传说中的江湖会党的内部争斗史,但他也将因此卷入痛苦之中…… 对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解构,只在虚实之间。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把伟大的侠客们引入生活中。不管是拳师也好剑客也好,拉到我们的隔壁来,甚至直接拉到我住的房子里来。写这本书,仅此一念。”他说。 “真实”与“虚构”是他写作之路上绕不过去的话题。9月25日,在发表于网络的一篇文章中,张大春评论王小波的作品:身为一个小说家只能另辟蹊径,使用滑稽甚至荒腔走板的谑笑,让看似明明失真不实的故事打造一个(像唐代一样遥远的)国度,在彼处有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的蜃影――它非但不会被以任何形式介入的权力缩减以至令人失忆,反倒展示了书写活动的自由。 这难道不是张大春自己在进行的实验吗? 张大春介绍,《城邦暴力团》本来是一个比较大的创作结构,他只择取了中间一段成书发表。本来前传十多万字,后传也还有十多万字,但是都还没有真正的完成。 为什么没有完成?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尚未找到一个非常不同的形式。“我希望这个形式,在前传里看起来更客观,更具备对历史的探索；后传就必须更主观,因为它牵涉到书里张大春这个角色的命运和他的爱情。当然这会是一个悲剧。但是我必须找到更合适的腔调来完成。” 至于《城邦暴力团》的完整版本,何时能够呈现?张大春的答案是:“千万不要相信作家在完成作品之前所做的任何宣誓。我的没完成的东西比我完成的东西多。反正人不死债不烂,我只是说一说。” 纸上事――无用是奢侈 在今天,张大春令人称奇的是出口成诗。他并不乐于当面炫耀,记者听圈内人偶然提及,张大春和朋友相聚时,偶然兴起,会拿生僻古诗词的最末一句互相试探,看对方答不答得出。父亲张东侯亲手栽培了他的国学基础,后又成为历史小说家高阳的入室弟子,张大春的国学修养堪称学富五车。 时至今日,他仍每天写书法,每天创作一到六首旧诗。每日必行,像必修的早课晚课。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跟我说过‘敬惜字纸’。写了字的纸不是一般的纸,因为字是多少年传下来的,不管这个字我们理解多少,但是起码当初发明以及而后使用这个字的人,哪怕是写一首烂诗,哪怕是写一个便条留言,都附带有意义,就看我们承不承认这个字。”张大春说。 谈及古人写字,他饶有兴趣。古人写过字的纸不是随便扔了,而是恭恭敬敬带到习字亭火化。“这个仪式看起来很无聊,现在没时间干这个。回过头来想,我们如果有时间和心力做一个‘敬惜字纸’的事,可能更能体会到那个字变成了灰、烟融入大自然,跟字的来源是很像的。造纸的时候千余树鬼也哭,多么盛大的事!来的时候那么盛大,走的时候也那么盛大。” 文字对张大春的魅力在于:“你爱上了这个字,就会不断地对它好奇。就像你对一个人有兴趣,总想知道他过去如何。” 在上海书展一场论坛上,有人问:“你是不是有意重拾中国传统?”张大春答:“我没有重拾。我一直很重视中国的传统,一直没有丢掉过。” 在这场名为《久违的知识》的论坛接近尾声时,阿城说:“我的前辈,包括我的父亲、我父亲的朋友,大体上来说会认为:你要把学问做成无用就对了。你做有用的学问,你的视野一定是窄的。做这件事没有用,这件事才有意思,它是一个奢侈的东西。” 张大春兀自把这句话接住:“阿城最后那几句话里,他赞美了我,简直莫名其妙!我大部分的力气花在重新认字、学着像我从小听到的说书人那样说故事、学着写旧诗这些事情上。突然我觉得我很奢侈!无论如何,慢慢做,做到它每天都跟你生活在一起,成为生活一部分。我认为开始不走别人路的时候,就奢侈起来了。” (卞文超) 来源：大众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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