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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人生系列文章系摘自網絡
人的成長離不開學習。
我們從小學開始,要讀十幾年甚至二十多年的書。時下,家長把孩子送進小學,企盼他考入重點中學,再考上名牌大學。把多少學生送進重點高中或者大學,成了社會評價這所學校的惟一標准。在許多家長、孩子的心目中,上大學就是爲了找到一份好工作,過上好日子。難道這就是我們辦學的目的?能夠升入大學的學生是少數,沒考上的怎麽辦?對于千千萬萬學生來說,讀書與人生究竟是什麽關系?作爲他們立足于社會的人格教育,究竟由誰來培養?中國自古就崇尚教育,我想來回顧一下儒家的教育理念,看其中是否還有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的地方。
讀書與修身
儒家認爲,兒童教育首先是人格教育,學習做一個合格的社會成員,然後才談得上其他。我們看古代的童蒙類書籍,幾乎都是從修身開始講起的。因此,人之所以要讀書,首先是爲了解決自己的精神需求,是爲了聞道明理,求得正確的人生坐標。孔子把學習的目的區分成兩種:爲人之學和爲己之學。他說:“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論語•憲問》)意思是說,古人是爲了自己修身的需要才讀書的,而今天的人是爲了他人才讀書的。對孔子的這兩句話,朱熹做了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他說:書好比是食物,因爲肚子會餓,有內在的需要,所以才需要食物,這是“爲己之學”。而有些人不然,他們的食物似乎不是爲了自己食用的,而是放在門口給別人看的,炫耀自己家裏有多少食品,這就是“爲人之學”。
“爲人之學”,不是爲了修身,而是爲了利祿,就是找份好工作,過個好日子。孔子非常鄙視這種“爲人之學”,他對子夏說:“女(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君子儒”和“小人儒”同是讀書人,但讀書的起點和終極目標卻是判然有別的。君子儒努力修身進德,有兼濟天下的胸懷。小人儒則成天盤算一己之私,沒有對于大衆、社會的人文關懷。兩者可謂水火不容。
那麽,“爲己之學”應該如何措手呢?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爲政》)孔子從十五歲就有志于學,經過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順等階段,最後達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不管是顛沛流離,還是艱難困厄,始終不放棄學習和對真理的探求,他說自己的一生,都處在“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論語•述而》)的狀態,爲了做有道之人,無時無刻不是據德依仁,而遊文于六藝之中。孔子讀書是爲了淑世救民,所以他才會有常人所不及的堅毅。
樂與人生
如果說禮的作用是從外表來規範你的行爲舉止的話,那麽樂的作用就是從內心來扶正你的性情,使得修身的功夫由外入內,進入更深的層次和更高的境界。
人是性情的動物,也是最容易被情緒左右的動物。喜怒哀樂伴隨人的一生,可以帶來福,也可以帶來難。人之所以需要禮來規範自己的言行,根本的原因是在自己的情緒上,對某一事情好惡過甚,在行爲上就容易偏頗,甚至失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禮只解決“標”的問題,而沒有解決“本”的問題。俗話說“心病還要心藥醫”,所以,一方面要解決行爲失範的問題,另一方面要解決導致行爲失範的心性問題。
戰國楚•銅編鍾
大家都有一個體會,就是音樂對于人的情緒的影響最爲直接、最爲強烈。你要是聽了《黃河大合唱》,馬上就會熱血沸騰,恨不得馬上上前線;你聽了《高山流水》,立刻會心靜如鏡,意存高遠。如此之類,不勝枚舉。儒家非常看重音樂的這種妙用,孟子曾經感慨地說:“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孟子•盡心上》)《禮記•樂記》也注意到樂可以打動人心,使人心向善的作用:“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孝經》更是看到了好的音樂對于轉換社會風氣的重要作用,說:“移風易俗,莫善于樂;安上治民,莫善于禮。”可謂深得其旨。
禮的幾個原則
中華(當謂華夏——中華乃中共創稱,而廢禮,是故當正以“華夏”;華夏者,服華禮夏也,禮儀之源)是禮儀之邦,禮之豐富,舉世罕見。古人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的說法,極言它的繁複。經禮就是重要的禮,人們常說“大經大法”,這裏的經和法,就是指最核心、最重要的東西;曲,是彎曲,一個東西把它弄彎曲了,它就變小了,所以把細小的禮節稱爲曲禮。禮的內容那麽豐富,它的條目如此繁多,對于並不從事禮學研究的人來說,要記住它們,豈不是太過困難?又怎麽去踐行呢?
其實,禮的形式雖然繁複,但它是有體系、有綱領的,只要會提綱挈領,就不難把握。比方說,一張漁網,上面有上萬個“目”,就是網眼,數目不可謂不多,可是它們都系聯在“綱”上,就是收網用的大繩子,只要把綱舉起來,萬目就自然張開了;一件裘衣,上面有數十萬根狐毛,看似錯綜複雜,但只要提起衣領,它們就自然地理順了。那麽,禮的綱領是什麽呢?是德。所有的禮,都是圍繞著德展開的,都是爲了弘揚和表彰德而設計的。違背了德的任何儀式,都不能稱爲禮。因此,抓住了德,就抓住了禮的根本。(“抓、搞”二字亦非禮,因土共而著)
德是一個高度抽象的概念,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是確實存在的。爲了要把它顯現出來,就需要有具體的德目,比如忠孝、仁愛、誠信等等。而這些德目也是抽象的,還需要進一步顯現,于是就需要諸多的禮儀,而禮儀卻是可以觸摸和感知的。禮儀的制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則,只有這樣,它才是有道德內涵的。貫穿于各種禮儀的原則很多,前人並沒有進行集中的歸納。因此,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常常感到困難。爲了方便讀者和聽衆,我本著簡明、便于記憶的願望,把禮儀的原則歸納爲敬、淨、靜、雅四個字,不一定准確,但在目前尚沒學者來歸納的情況下,不妨先來試一下。
敬所有的禮儀,都包含“敬”的原則,以致可以說,沒有敬就沒有禮。許多前賢甚至用它來概括禮的精神。比如《孝經》用一言以蔽之的口氣說道:“禮者,敬而已矣。”《禮記》開卷的第一句話就是“毋不敬”,這是從反面來要求。東漢著名學者解釋“毋不敬”時說:“禮主敬。”我們古代所有的禮,都是試圖培養你內心的“敬”,對父母、對兄弟、對配偶、對長上、對事業,都不能有不敬之心。
靜 一個修養很好的人,身上必有“靜氣”,神定氣閑,沈靜從容。《大學》開卷就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于至善。”這段話的意思大家都很明白,就是人生追求的目標,是止于至善。《大學》緊接著又說:“知止而後能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意思是說,知道止于至善的人,志就有定向,心就會寧靜,隨處而安,思慮精詳,就能得其所止。立大志者,懂得“寧靜而致遠”的道理。俗話說:“寬闊的大海平靜,淺窄的小溪喧囂。”所以說,靜是君子的氣象之一。
淨越是文明的民族,對居址、食品、衣服等等的衛生程度要求越高。中國人自古就講究衛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個人洗完頭之後在梳理頭發的樣子。頭發梳理整齊後,還要挽成發髻,插上用骨或者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發髻外面要用一塊稱爲“籂”的帛包好,然後再戴上冠,非常講究。至遲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員有每旬沐浴一次的規定。
中國人在傳統禮儀中,往往通過“淨”來體現尊敬之意。例如,北京的天壇是明清兩代天子祭天的地方,旁邊有一座齋宮,天子祭祀之前要在這裏沐浴齋戒,以表示對神的敬意。祭祀用的牲,宰殺前都要處理得很潔淨。祭器也有專門的人員負責擦洗,有些食品上面有專用的布覆蓋,以免沾上灰塵。祭祖也是如此,衛生方面的要求非常嚴格。古人尊奉“事死如事生”的原則,祭祀父祖的程序,要與他們生前受到的奉侍完全一樣。因此,我們從祭祀儀式可以推知,生者的生活是非常講究衛生的。
雅生活文明而又有教養的人,言談舉止必然都很文雅。有人覺得西方人吃東西很文明,他們那套規矩,中國人都沒有。其實這是一種誤解。我們讀《禮記》就可以知道,古人就餐非常文雅:吃東西不能發出聲響;湯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滿嘴都是;不要當衆剔牙;吃肉骨頭時,不要啃出聲音來;不要把筷子當叉子去抄食物吃等等。此外,關于坐姿、站姿、服飾等都有嚴格的要求。
這裏,我們尤其要提到古人豐富而典雅的禮儀辭令。漢語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語言之一,它的表現力非常豐富。比如對方贈給自己禮物,要回答說:“敬謝厚賜!”對方宴請自己了,要說“承蒙賜席!”稱對方的家,要用“尊府”、“潭府”、“府上”等詞。向對方贈送禮物,東西再好,也要說是“薄禮”,不過是“聊表寸心”、“聊爲芹獻”、“區區微物,不成敬意”等等。這些優雅的語言,今天的年輕人聽了都覺得耳目一新,非常喜歡。
可是,“文革”十年,以粗俗爲美的習氣,至今存在于我們的生活當中。隨地吐痰、衣冠不整、行爲懶散、滿嘴髒話之類的失禮行爲,低頭不見擡頭就見。有人認爲,言談舉止不雅,無礙大局。殊不知,一個民族的形象會就此受損。“文革”已經過去了三四十年,現在該是徹底清除它的粗俗文化的影響的時候了。
有人認爲,對別人介紹自己的妻子說“這是我老婆”和說“這是我內人”,意思是完全一樣的,幹嘛非要說那種文縐縐的話?確實,這兩種語言要表達的內容是相同的,但卻有雅和俗的區別,反映出你受教育的程度。一個中學生給父母寫信,說“爸爸媽媽身體好嗎”這樣的遣詞用句,與他的受教育程度是一致。但是,當這個孩子上了大學之後,還是用這樣的字句寫信,就有些奇怪了,因爲你的文字表達方式沒有任何提高,它與你受教育的程度不相稱。你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難道你就寫不出更有文采的信來嗎?我們去讀讀曾國藩的家書,去讀讀著名史學家陳垣先生的書信集,你就會明白什麽叫“學養深厚”。把他們的書信和自己寫的書信放在一起,你就會明白什麽是高雅,什麽是低俗,你會汗顔的。
以上,我簡略地談了禮的四條原則,如果大家時時用它來提示自己、衡量自己,那麽,你的德行就會與日俱增。
曾經有學生問我:“古書上有沒有不許隨地吐痰的規定?”我告訴:“沒有。”難道古人允許這種現象?當然不是。古人以立德爲本,只要心中有德,則言行自然會考慮是否妥當,隨地吐痰屬于非常低級的錯誤,古人自然不屑來討論它的合法性問題。
還有同學問我:“時代在發展,新事物不斷出現,有些時候應該怎樣講禮,書上都沒有提到,那怎麽辦?”其實,類似的問題,古人也會碰到,從古到今,社會生活的變化每天都在出現,人當然不可以過分泥古,而要與時俱變。《禮記》上有“禮,時爲大”的話,意思是說禮一定要跟上時代,所以,隋唐的禮與秦漢不完全相同,明清的禮與宋元不完全相同,這是很正常的現象。不過,這種不同主要體現在形式上,而禮的內核,也就是道德理念,則沒有太多的變化。如果連內核也變了,禮也就消亡了。那麽,禮變化或者創新的依據是什麽呢?《荀子•大略》說:“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于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也。”意思是說,禮一定是順應人心的。“亡”通“無”,就是沒有,“亡于禮經”,就是在禮的經書上找不到的,只要你的做法順乎人心,那就是禮。《禮記•禮運》也說:“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意思是說,禮是以“義”作爲內涵的。用義來考量自己的做法,如果兩者是一致的,那麽即使先王從來沒有提到過,那也是符合禮的。“可以義起也”是一條制定新禮的原則。因此,我們不必處處泥古,而應該有“法古開新”的氣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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