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篇第8章〗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是何意？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指古代遗佚于世的隐士。逸，与遗佚的『佚』字同义，指散失、遗弃。上列7人都是逸民。其中，少连:〖礼记·杂记〗中记载为『东夷之子』，身世不详。虞仲、夷逸：身世和言行不详。『放言』，指放胆直言。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遗佚于世的隐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减损自己志气，不辱没自己人格的，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减损了自己的志气，辱没了自己的人格，可是言语合乎伦理，行为谨慎思虑，能如此也算吧。』说虞仲、夷逸，『隐居起来，放胆直言，其身合乎清廉，其逃避现实也合乎权衡。』『我则与他们不同，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也没有一定不可以这样做。』

孔子对上述七位隐士的评价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伯夷、叔齐。〖论语〗中三处提及，他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周武王灭商后，他们不合作，拒食周朝的饭，结果饿死在首阳山下。孔子认为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行为最高尚。第二类是柳下惠、少连。柳下惠在〖论语〗中出现过三次，他直道而事人，三次被罢官，却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国。少连在〖礼记·杂记〗中有记载，据说是『东夷之子』，孔子说他善于守孝。此二人虽然『降志辱身』，但是，言语合乎伦理，行为谨慎思虑，也是值得肯定的。第三类是虞仲、夷逸。他们的言行已不可考。孔子的评价是，隐居起来，放胆直言，立身清廉，其逃避现实也合乎权衡。此外还有一人未提及，就是朱张。朱熹于此处作注：『朱张，不见经传。』

总之，对于上述7人，孔子都加以肯定，而评价又有高下之分。孔子特别赞许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反映了他对个人独立人格的重视。

在评价了几位隐士之后，孔子接着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无可无不可』，并非所谓『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的圆滑世故。他是把自己和隐士们作对比，是特指人们在对待『出世』和『入世』问题上的态度，表明自己在对待『出世』和『入世』、进和退、去和留的问题上，没有成见，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朱熹·孟子注疏〗）这是真正的『圣之时者』的态度。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人中最合时宜的人，他行止因时而变，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任何情况下都要守死善道，这是原则；不同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这是灵活处置。

后世有些人对『无可无不可』的运用，指对事情没有一定的主见，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是脱离了本章的原意。

附：

【原文】

逸民①：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②，『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③，『隐居放言④，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注释】

①逸民：古代遗佚于世的隐士。逸，同『佚』，散失、遗弃。上列7人都是逸民。②少连:〖礼记·杂记〗中记载为『东夷之子』，身世不详。③虞仲、夷逸：身世和言行不详。④放言：放胆直言。

【译文】

遗佚于世的隐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减损自己志气，不辱没自己人格的，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减损了自己的志气，辱没了自己的人格，可是言语合乎伦理，行为谨慎思虑，能如此也算吧。』说虞仲、夷逸，『隐居起来，放胆直言，其身合乎清廉，其逃避现实也合乎权衡。』『我则与他们不同，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也没有一定不可以这样做。』

孔子认为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行为最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