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论语·微子篇第8章》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是何意？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逸民”，指古代遗佚于世的隐士。逸，与遗佚的“佚”字同义，指散失、遗弃。上列7人都是逸民。其中，少连:《礼记·杂记》中记载为“东夷之子”，身世不详。虞仲、夷逸：身世和言行不详。“放言”，指放胆直言。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遗佚于世的隐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减损自己志气，不辱没自己人格的，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减损了自己的志气，辱没了自己的人格，可是言语合乎伦理，行为谨慎思虑，能如此也算吧。”说虞仲、夷逸，“隐居起来，放胆直言，其身合乎清廉，其逃避现实也合乎权衡。”“我则与他们不同，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也没有一定不可以这样做。”

孔子对上述七位隐士的评价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伯夷、叔齐。《论语》中三处提及，他们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周武王灭商后，他们不合作，拒食周朝的饭，结果饿死在首阳山下。孔子认为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行为最高尚。第二类是柳下惠、少连。柳下惠在《论语》中出现过三次，他直道而事人，三次被罢官，却不肯离开自己的祖国。少连在《礼记·杂记》中有记载，据说是“东夷之子”，孔子说他善于守孝。此二人虽然“降志辱身”，但是，言语合乎伦理，行为谨慎思虑，也是值得肯定的。第三类是虞仲、夷逸。他们的言行已不可考。孔子的评价是，隐居起来，放胆直言，立身清廉，其逃避现实也合乎权衡。此外还有一人未提及，就是朱张。朱熹于此处作注：“朱张，不见经传。”

总之，对于上述7人，孔子都加以肯定，而评价又有高下之分。孔子特别赞许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反映了他对个人独立人格的重视。

在评价了几位隐士之后，孔子接着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无可无不可”，并非所谓“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没有是非的圆滑世故。他是把自己和隐士们作对比，是特指人们在对待“出世”和“入世”问题上的态度，表明自己在对待“出世”和“入世”、进和退、去和留的问题上，没有成见，应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孔子的“无可无不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朱熹·孟子注疏》）这是真正的“圣之时者”的态度。孟子认为，孔子是圣人中最合时宜的人，他行止因时而变，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任何情况下都要守死善道，这是原则；不同情况下可以有不同的做法，这是灵活处置。

后世有些人对“无可无不可”的运用，指对事情没有一定的主见，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是脱离了本章的原意。

附：

《原文》

逸民①：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②，“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③，“隐居放言④，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

【注释】

①逸民：古代遗佚于世的隐士。逸，同“佚”，散失、遗弃。上列7人都是逸民。②少连:《礼记·杂记》中记载为“东夷之子”，身世不详。③虞仲、夷逸：身世和言行不详。④放言：放胆直言。

【译文】

遗佚于世的隐士有：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孔子说：“不减损自己志气，不辱没自己人格的，是伯夷、叔齐吧！”说柳下惠、少连，“减损了自己的志气，辱没了自己的人格，可是言语合乎伦理，行为谨慎思虑，能如此也算吧。”说虞仲、夷逸，“隐居起来，放胆直言，其身合乎清廉，其逃避现实也合乎权衡。”“我则与他们不同，没有一定可以这样做，也没有一定不可以这样做。”

孔子认为他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行为最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