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的能動性研究(1)

  來源: 中國漢學網

摘要：翻譯活動是伴隨語言產生而產生的，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譯者的角色也在不停地變化，經歷了諸如『征服者』、『畫家』、『奴僕』、『解放者』、『叛逆者』等角色。筆者從語言學範式、結構主義範式和後結構主義範式三個角度分別探討了中國翻譯中的主體性問題，認爲在譯者主體性被誇大的今天，仍存在一些限制主體性的主客觀因素。  
　　關鍵詞：譯者；主體性；能動性；角色  
　　  
　　在中西方翻譯史上，翻譯家們研究更多的是翻譯方法、原則、技巧等，雖然沒有出現過對譯者的系統研究，但翻譯家、理論家們都不同程度地談到對譯者的理解。譯者作爲能動的個體，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主觀性、能動性。這種能動性包括了譯者的選擇創造性和制約性兩個方面，這對翻譯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翻譯中譯者的角色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唯一的翻譯主體，譯者的作用也就相當重要。在漫長的翻譯歷史長河中，譯者的角色卻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翻譯理論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在很多情況下，人們都用一些形象比喻來說明譯者的作用。  
　　在羅馬帝國時代，翻譯的目的是使外來文化歸順並融入目的語文化，從而豐富目的語的審美情趣，因此採取掠奪式的翻譯，是否準確傳達原作的語言內涵和語義內涵，不是譯者的首要考慮。到了公元4世紀，在翻譯活動的早期，翻譯家聖哲羅姆(Saint Jerome)宣稱，譯者應該將原作的思想視爲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權將其移植到自己的語言中。這種征服者形象的出現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在古羅馬時代，各國之間爲了統治權征戰不斷，軍事上侵略一方對被侵略一方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也影響了文學與翻譯，造成了翻譯中的不平等現象。  
　　譯者的第二種形象是『畫家』。這個形象最早是由英國著名作家、翻譯家德萊頓(John Dryden)提出的。他認爲譯者就應該像畫家一樣工作。當畫家在作畫時，他一定是儘量使他的畫接近目標，與被畫物體相似，那麼譯者也有責任使譯作在任何方面最大限度地接近原作，換句話說，要再現原作。  
　　譯者的第三個角色是奴僕。18世紀中期，翻譯家和作家認識到其他語言並不比自己的母語低下，開始採取平等的態度對待原文。翻譯開始容忍文化的差異，翻譯只能試探性地接近原文(tentativeapproximation)，鼓勵向原文靠近。施萊爾馬赫(schleiennacher)提出原作產生一切力量，譯者要麼屈服於原作，要麼占領原作。巴托(Charles Bat-teux)則認爲譯者處於從屬地位，原作者是主人，譯者只是僕人，只能緊跟原作者忠實地再現和反映原作的思想和風格，不能僭越僕人的身份進行創作，不能進行任何修改和增減。就這樣，譯者從征服者變成了僕人或奴隸。到了近代，雖無奴隸一說，但譯者的從屬地位並沒有得到改變。  
　　20世紀是翻譯的世紀，各種翻譯理論層出不窮，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對翻譯進行認識。本雅明(Walter Beniamin)發表了【譯者的任務】一文後，譯者的身份得以重新定位。本雅明認爲翻譯是原作的再生，譯者的任務就是在翻譯再創作時釋放和解放被禁錮在原作中的純語言。他還認爲詞語均有情感內涵，真正的翻譯是透明的，不遮蔽原文，不阻擋原文的光澤，而是讓純語言更加全面地映照原文。譯者變成了解放者。  
　　  
　　二、對中國翻譯中譯者主體性研究  
　　  
　　傳統翻譯對譯者研究很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譯標準的討論、直譯與意譯之爭、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的問題等。但是最近學者們將目光投向了譯者身上，他們意識到了譯者的重要性。  
　　根據呂俊教授的劃分，中國的翻譯經歷了三個範式，即語言學範式、結構主義範式與後結構主義或解構主義範式。在這三個範式中，譯者的主體性也有所不同。  
　　在語文學範式中，譯者占主導地位。也就是說，這是一個以譯者爲中心的翻譯範式。這期間，人們過分強調譯者的才能和稟賦，這主要受到古典知識論哲學的影響，一切都籠罩了一種神秘的色彩而不能形成系統的譯論體系。在這種思想的影響下，我國當時的翻譯理論及標準往往都是翻譯家的經驗之談。比如嚴復的『信達雅』，傅雷的『神似』和錢鍾書的『化境』等。在這過程中，譯者的主體能動性從直譯到意譯得到了不斷彰顯。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屬於我們說的『天性』型的翻譯家，即依賴自己的個性和天性，依賴自己廣博的知識和深厚的文學功底，在翻譯中往往顯出較多的靈氣、創見和本然的東西，但即使在語文學階段，翻譯完全靠譯者的個人才能完成的階段，人們依然沒有給譯者『創作』的權利。譯者只能無限猜測原作者的本意，而不能有自己獨特的理解，換句話說，只要原作者站出來說出他的本意是什麼，那麼持有不同理解的再好的譯者也無法辯駁。這一時期的翻譯講究譯者中心，而非譯者主體性，人們也普遍沒有意識到譯者主體性問題。所以長久以來，譯者一直處於『隱形人』的狀態中，譯作的優美行文往往也歸功於原作者。  
　　翻譯的語文學範式一直持續到結構主義的出現。結構主義者強調二元對立的觀點，其創立者索緒爾就強調應進行共時語言學的研究，並且指出語言是一個有機的系統。在這種影響下，結構主義者關注語言的共同特性，通過研究二元對立的各個項目，索緒爾分析了語言並找到了語言的內部規律。但結構主義也同樣爲我們帶來一種封閉性研究的方法。它讓我們在眾多複雜的現象中去尋求共性和最基本的組成要素，即最本質性的東西。  
　　在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量西方結構主義翻譯學著作引入我國，例如奈達的【翻譯科學探索】、卡特福特的【翻譯的語言學理論】等。他們也開始關注原語和譯語之間的語言轉換問題，注意尋找語言轉換規律以及語義對等模式。  
　　在這種釋譯中，我們可以看到結構主義翻譯研究者往往忽視譯者的主體性，他們關注文本這個客體，關注原文的詞、句和結構這些屬於語言層次的東西，關注簡單的語言符號層面的轉換，而沒有深入的言語層面。他們反對對外界一切因素的研究，孜孜以求的是封閉的自足體。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人們認爲原文存在著一個確定無疑的意義，譯者通過語言可以通達這個意義，翻譯也就是要產出一個與原文對等的文本。這種過分強調語言的共性，強調語言的規律性的翻譯思想，造成了翻譯過程中譯者主體的『死亡』。在結構主義翻譯學者看來，兩種語言之間完全可以像自然科學那樣精確地轉換的，翻譯是純粹的解碼過程，譯者是完全客觀而中立的實體。這樣譯者則徹底變成了翻譯的工具，變成了『機器』。這也就意味著譯者已經喪失了他的主體性，或者說，譯者的主體性被降到了最低。  
　　這種理論受到了隨之而來的後結構主義範式的批判和否定。後結構主義是從結構主義陣營來，並在對結構主義進行否定、反詰、駁難、叛逆中逐步發展形成的一種哲學、文化和文學批評理論，解釋學、接受美學和解構主義是其代表。在這種思潮影響下的翻譯理論世界，也開始對結構主義翻譯研究中的弊端進行反思，並開始關注翻譯中語言結構以外的諸多因素，形成了翻譯研究中的解構主義範式。在這種範式中，譯者的主體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