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簡[電子書下載]

簡介
郭店楚簡資料庫由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張光裕教授共同製作，並發放於國際網絡之萬維網內，主要為張光裕教授 《郭店楚簡研究‧第一卷‧文字編》 乙書載錄之十六篇釋文修訂本，提供全文檢索。

《郭店楚簡研究》乃根據 《郭店楚墓竹簡》 乙書，對新出土之楚簡文字及內容作全面整理及研究。郭店楚簡一九九三年湖北荊門郭店出土，經整理之有字竹簡七百零三枚，另殘簡二十七枚，總字數計一二零七二文。竹簡年代屬戰國中期偏晚，內容包括《老子》、《太一生水》、《緇衣》、《魯穆公問子思》、《五行》、《尊德義》等 十六篇 道家及儒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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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郭店楚简”——《郭店楚简校释》前言

涂宗流

一九九三年冬，湖北省荆门巿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楚墓里，出土了一批有字竹简，计七百三十一枚（含遗简一枚、残片二十七枚），13000多字，全部是哲学著作，内容涉及儒、道两家学说。消息在报端披露后，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1998年5月下旬，美国达慕思学院召开了《老子》国际研讨会，1998年6月以后，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日本东京大学等，都举办了专门的座谈会、报告会。一时，以郭店楚简研究为中心内容的“简帛学”成为国际显学，国际“简帛研究”网站起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成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都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目前，据不完全统计，海内外郭店楚简研究专著已逾百部，研究论文数以千计。

一、郭店楚简的文献价值

一九九八年五月，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郭店楚墓竹简》，公布了除遗简以外的全部竹简图版以及七百零三枚竹简的释文、注释。其中有楚简《老子》、楚简《儒书》、楚简《语丛》，凡十八篇。楚简《老子》大部分文字见于今本《老子》，其中简长32.3厘米的39枚竹简其文字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甲”；简长30.6厘米的18枚竹简其文字也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乙”；简长26.5厘米的28枚竹简有14枚其文字多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老子丙”；简长26.5厘米的另14枚竹简其文字不见于今本《老子》，被称之为“太一生水”。楚简《儒书》，除《缁衣》篇曾见于《礼记》、《五行》篇曾见于七十年代初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外，其余八篇均为先秦儒家佚书。楚简《语丛》是四组长度不到20厘米的短简，所书写的多为类似格言的文句。依简长以及编连线距离的差异，分为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语丛四。

1、改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

郭店楚简面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先秦学术思想的许多新知识。“‘五四’以来，特别是‘疑古派’所提出的许多观点，现在都需要重新认识，甚至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需要重新定位。”（杜维明语）

在以往的中国哲学史中，由于对老子其人其书的怀疑，讲“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时，老子和《老子》一书是被排除在外的。一般哲学著作都把老子和庄子并在一起，放在墨子和孟子之后。而且认为老子和《老子》一书，有明显地反儒倾向。郭店楚简告诉我们，上述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楚简《老子》写在长短不同的三组竹简上，约2051字，是相对独立的三篇反映道家学术思想的论文。简长32.3厘米的“老子甲”，论述以道佐人主治国（约1086字）。其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19章，66章，46章的中段和下段，30章的上段和中段，15章，64章的下段，37章，63章，2章，32章，25章、5章的中段，16章的上段，64章的上段，56章，57章，55章，44章，40章，9章。简长30.6厘米的“老子乙”，以为道、守道为中心“言道家之用”（约390字）。其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59章，48章的上段，20的上段，13章，41章，52章的中段，45章，54章。简长26.5厘米的“老子丙”、“太一生水”，论述道和守道（约575字）。其中“老子丙”的文字分别见于今本《老子》17章，18章，35章，31章的中段和下段，64章的下段。

根据考古学专家认定，出土郭店楚简的荆门郭店一号墓的下葬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简文的著作时间，当然早于公元前四世纪末，或者更早。孔子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551-479年，子思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483-402年，孟子生活的时间是公元前390-305年。《孟子》七篇乃孟子晚年所撰，因此，郭店楚简各书，都应早于《孟子》的写成。楚简《老子》甲、乙篇，写定的时间也许更早。

楚简《老子》甲、乙篇的哲学倾向，明显的不同于今本《老子》。

楚简《老子》A1：1-24：

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忄爲弃虑，民复季子。

今本《老子》相应的文字在第19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 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亡有。

楚简《老子》甲要绝弃的是机谋和巧言、自以为是的“有为”和私心忧虑，并不是儒家的圣、智、仁 、义。郭店楚简出土以前，因今本《老子》提倡绝弃仁 、义，使一些学者认为老子对儒家是持批判态度的，上述所引今本《老子》的文字，是对儒家、墨家和孟子学派的仁 、义学说的驳论。并以此为论据，提出《老子》晚于《论语》、《墨子》甚至《孟子》一说。其理由就是《论语》、《墨子》、《孟子》提倡仁 、义，而《老子》反对仁 、义。

郭店楚简提供的新知识告诉我们，司马迁所说“老子修道德”、“老莱子……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史记·老子列传》）、“孔子之所言事，于周老子，……于楚老莱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并非妄言，乃是历史事实。中国学术史上的道家、儒家均兴起于春秋晚期。道家、儒家在春秋晚期是互补的。老子、老莱子与孔子共同书写了中国哲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辉煌篇章，是世界文明史上“轴心时代”的三位中国伟大思想家。

2、填补学术思想史的空白

楚简《儒书》，有八篇为先秦儒家佚书。楚简《儒书》的出现，给“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希望。孔子的学说主要是关于“仁”和“礼”的阐发，“仁” 是人内部性情的流露，“礼” 是人外部行为的规范。“礼”是传统既有的，“仁”是孔子的发明。仁者，爱人。仁是人的本性。为什么人的本性（人性）是“仁”？孔子本人也未来得及做完满地回答。孔子之后，关于“仁” 的学说，有《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心性论学派，有《易传》为代表的天道论学派。心性论学派以人异于禽兽为起点，明心见性，向内求索；天道论学派从宇宙到社会功利，由天及人，向外探寻。长期以来，在儒学研究中，《论语》、《孟子》、《易传》是儒学界重视的三部经典。至于从孔子到孟子那一百来年的情况，特别是洙泗学派的情况，却知之甚少，或者说全然不知。郭店《儒书》保留了孔子及洙泗儒家的言行与思想史料，儒家的仁、义、礼、智、圣、孝、悌、忠、信、慈、反己等均有界定和申说。其中对于天、性、心、情的讨论，使我们有了关于先秦儒家心性论的第一手资料；对于禅让说、忠臣说的论述，使我们有了关于先秦儒家政治伦理观的具体材料，对早期儒家的社会批判精神也有了明确的认识。

3、对学科建设的贡献

秦汉以来，对深藏在地下的文献有三次重大发现：第一次是孔壁书，第二次是汲冢书，第三次就是郭店楚简。孔壁书出土直接导致了古文经学的兴起，文字、训诂、校勘等文献考据学的技术和方法在中国传统学术中基本确立。汲冢书出土，促使史学从经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特别兴盛而独立的学科，深刻地影响了晋代乃至以后整个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构变化。郭店楚简出土，直接面对出土文献的简帛学已经建立；对出土文献的整理研究必将促使我们对文献本身的真伪、成书、传承、版本等诸多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不断改变着我们对古代历史、思想、文化的看法，因此，针对文献文本的科学的文献学，也必将独立于史学、文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并且成为这些学科进步的最坚实的基础。

二、郭店1号楚墓墓主

郭店1号楚墓出土了这么多的学术著作，与墓主人的身份有什么关系？墓主的身份、年龄、职业、政治地位如何？墓主可能会是谁？

《文物》于1997年7月发表的《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一文，首先根据墓葬形制和葬品推测墓主地位相当于“上士”，认为竹简与墓主生前职业有关。此后，庞朴先生、李学勤先生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庞朴先生认为，“郭店楚简”的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属士级贵族，很有可能便是殉葬耳杯铭文所称的“东宫之师”，即楚国太子的老师。李学勤先生称墓主是个“老教授”，是年事已高的男子，曾任楚太子的老师。李先生参考墓葬的年代，判断这位太子即怀王太子横，后来的顷襄王，墓主死在顷襄王即位以前。

在庞朴先生、李学勤先生上述看法的基础上，许多先生对墓主作了一些猜测，姜广辉先生提出陈良说，范毓周先生提出环渊说，李裕民先生提出慎到说。也有学者认为墓主是屈原。

墓主是一位年事已高的男子，战国中晚期的楚国大学问家，身份属士级贵族，这是大家的共识。如果以此为基点，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检讨各位先生对墓主的猜测，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先说屈原。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正如（清）沈德潜《说诗睟语》所称，屈原是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的楚国大学问家。然而他的身份却与墓主不类，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曾担任三闾大夫、左徒（仅次于令尹）等要职，比大家认定的士级贵族要高得多，仅此一点就说明屈原不可能是墓主。

次说环渊、慎到。环渊、慎到均为“稷下学士”，“为上大夫”，其身份高于墓主；且慎到有《慎子》一卷，四十二篇，《汉书·艺文志》列入法家，其学术思想大抵以齐万物为首，循自然而立法。此与公认为墓主收集整理的格言、警句的《语丛》所反映的思想没有共同之处。说“稷下学士”环渊、慎到游学于楚，死后葬于楚，缺乏文献依据。

再说陈良。《孟子·滕文公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先之也。”陈良，战国时楚人，“悦周公、仲尼之道”，是北学于中国的楚国大学问家，从学者有陈相、陈辛等。姜广辉先生提出的陈良说，有文献依据，似可成立。

三、《老子》的作者问题

《庄子·天下》载：“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依此，“建之常无有”的是“老聃”，“老聃”是《老子》的作者。关尹“主之以太一”，名列“老聃”之前，理应与“老聃”同时，或早于“老聃”。《庄子·天下》这一记载说明，在《庄子·天下》篇写作的年代，关尹与老聃之间的关系、老聃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出现了疑问。到了司马迁写作《史记·老子列传》的年代，又出现了李耳与老聃的关系、太史儋与老聃的关系，还有老莱子与老聃的关系。司马迁面对这些无从考证的史料只有采取“疑则传疑”态度，于是《老子列传》中出现了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一为“字曰聃”）、“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的记载。司马迁根据《庄子·天下》篇的记载，把“李耳”与“老聃”合而为一，并且记载了老子出关与关尹相会。

司马迁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在《史记·老子列传》中，在肯定《老子》的作者是“李耳”的同时，留下“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两处疑笔，这是对当时无从考证的史料采取“疑则传疑”态度的具体表现。

楚简《老子》溶入今本《老子》之后，道家后学者的思想与道家原创者的思想溶为一体，“经”、“说”莫辨，使后人不知哪是原创者的思想，哪是后学者的发展和创新。

司马迁没有见过楚简《老子》，《庄子·天下》篇的作者也没有见过楚简《老子》。在司马迁和《庄子·天下》篇作者的心目中，只有今本《老子》，所以《庄子·天下》篇说“老聃”是《老子》的作者，司马迁说“李耳（谥曰聃或字曰聃）”是《老子》的作者。

楚简《老子》出土说明今本《老子》并不是唯一的《老子》版本，司马迁和《庄子·天下》篇作者所说的《老子》只是他们所见到的今本《老子》，所说的“老聃”和“李耳（谥曰聃或字曰聃）”是他们所见到的今本《老子》的作者。

至于“或曰老莱子”、“或曰儋即老子”两处疑笔，要做具体分析。司马迁的“疑则传疑”所传的是两种“疑”，一种是“众疑我不疑”，一种是“众疑我亦疑”。“或曰老莱子”属前者，“或曰儋即老子”属后者。

“或曰儋即老子”所传之“疑”，是“众疑我亦疑”。司马迁以为《庄子·天下》篇说的“老聃”是春秋老子，同时也把“战国老学首领”李耳当成春秋老子，所以把“李耳”与“老聃”合而为一。太史儋是战国早中期人，公元前374年见秦献公，司马迁认为太史儋不是春秋老子，因而把李耳、太史儋当成两个人。

“或曰老莱子”所传之“疑”，是“众疑我不疑”。此论的直接证据就是《老子列传》“或曰老莱子”之后的“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佐证就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於周则老子……於楚老莱子。”在司马迁心目中，老子（老聃）、老莱子是春秋时代（与孔子同时）“孔子之所严事”的两位先哲，“老子修道德”，“老莱子……言道家之用”。

楚简《老子》的出现，使我们找到了解决这一中国学术史上最大公案的途径。当我们把郭店《老子》甲、乙以及《太一丙》（《大一生水》和《老子丙》）与《庄子·天下》、《史记·老子列传》放在一起考察时，便对老子其人其书有了明确地认识：《老子甲》、《老子乙》应是春秋道家原创者思想的表述，其作者可能分别是老子、老莱子，拟或是老子、老莱子的弟子对老子、老莱子思想的表述。《太一丙》（《大一生水》和《老子丙》）似为关尹子所作。今本《老子》当为“老学首领战国李耳”（冯友兰语）所作，李耳、太史儋、以及《庄子·天下》篇所说的“老聃”（“聃”读为“儋”）实为一人。

四、楚简《儒书》的作者

孔子是第一个关心社会历史本原问题的思想家。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崩溃的时期，孔子主张学习古先王之书，以古先王之道“治国”。孔子于尧曰“大哉，尧之为君”，于舜则曰“君哉尧也”。孔子认为“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面对春秋中叶以后的“礼崩乐坏”局面，孔子提出了以“仁”治国的方略，其具体内容：一是“克己复礼”，一是“爱人”。“仁”，要求统治阶级内部互相亲爱，并且给人民一些好处。孔子与老子的天道本原哲学相对应，构建了儒家的人道（社会伦理）本原学说。孔子认真研习“三皇”、“五帝”之书，仔细阅读“三代”之文，“删诗书，定礼乐”，治《周易》，著《春秋》，使历史本原文本经典化。在将历史本原文本经典化过程中，使“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宝库。

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教育家。洙泗门人，指孔子授徒于洙、泗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洙泗，洙水和泗水。古时洙、泗二水，自今山东泗水县北合流而下，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洙泗地区春秋属鲁国地。孔子在洙、泗二水之间的曲阜聚徒讲学，后因以“洙泗”代称孔子及儒家。孔子的洙泗门人中，“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上述十人只是洙泗门人之贤者的代表。其中孔子最钟爱的是颜渊。陆夫子（南宋荆门知军陆九渊）曰： “颜子问仁之后，夫子许多事业，皆分付颜子了。”（《陆九渊集》379页，卷三十四，语录上）以仁发明古先王之道，是孔子在“颜子问仁之后”，分付颜子的主要事业。陆夫子又曰：“洙泗门人，其间自有与老氏之徒相通者，故记礼之书，其言多原老氏之意。”（《陆九渊集》407页，卷三十四，语录上）孔子曾不只一次地问礼、问道于老子，也曾问“业”于老莱子。“孔子之所严事”的精神，为洙泗门人所继承，故“其间自有与老氏之徒相通者”。

郭店楚简有“儒书”十篇，其中《君子于教》（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是对孔子“仁”和“礼”学说的具体说明；《性自命出》关于天、性、心、情的讨论，是对仁是人的本性（人性）的回答；《唐虞之道》是对孔子 “亲亲”、“尊贤”思想的论说；《忠信之道》是对孔子“言忠信”思想的发挥。

郭店楚简中“道书”与“儒书”在思想上相互融通、相互补充，“儒书”所反映的儒家的政治伦理观中也包涵有非儒家思想。依此，可以说郭店楚简中的“儒书”，与洙泗门人有密切关系，或者说郭店楚简儒家佚书，正是洙泗门人学术思想的反映，是洙泗门人留下的宝贵言行与思想史料。

曾子、子思是孔子洙泗门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位学者。曾子，名参，字子舆。“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死于鲁。”（《史记·仲尼弟子传》）《汉书·艺文志》有《曾子》十八篇，已佚。《大戴礼记》有《曾子》十篇，后人定名《曾子》刊行，凡四卷。陆夫子曰：“颜子没，……夫子事业自是无传矣。曾子虽能传其脉，然参也鲁，岂能望颜子之素蓄。幸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陆九渊集》397页，卷三十四，语录上）子思，姓孔氏，名伋，孔子孙，曾为鲁缪公师。《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唐代以后散佚。（清）魏源取《礼记》之《中庸》、《坊记》、《表记》、《缁衣》四篇为之《子思章句》。

曾子、子思是“夫子之道，至孟子而一光”的两位儒学大师，曾子传《大学》，子思作《中庸》。“子程子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大学章句》）《中庸》，“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朱熹：《中庸章句序》）“……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朱熹：《中庸章句》）朱熹特别尊崇《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使之与《论语》并列，合起来称为“四书”，代表了由孔子经过曾子、子思传至孟子的儒家道统。

郭店“儒书”十篇中，《缁衣》一篇，与传世的《礼记·缁衣》属于同一传本，只是郭店《缁衣》更接近原本面貌。郭店《缁衣》出自子思。另外，《五行》一篇的思想以及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与《礼记·中庸》多相吻合，其内容与《荀子·非十二子》所批评的“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相一致。郭店《五行》亦出自子思。

郭店《鲁穆公》，记录了子思关于何谓忠臣的言论。通过对子思关于何谓忠臣的言论的评述，表现了子思高尚的人格。《穷达以时》强调君子不以穷达的立身之道，与《鲁穆公》所表达的基本思想一致。《鲁穆公》、《穷达以时》似出自子思门人之手。

好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