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北方農牧交錯帶的形成與氣候變遷(6)

  來源: 光明網理論

夏家店上層文化形成後，漸次向南擴展。根據碳十四測年數據研究夏家店上層文化向南推進的過程，可認定其在西周以前，即公元前1000多年前已經分布於西拉木倫河以北；大約至春秋以前，即公元前700年左右渡河向南，分布在燕山北麓。數百年間夏家店上層文化逐步南移，最終在空間上完全取代了夏家店下層文化。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南移不是孤立的，這一過程首先是農業發達的人群南徙，接踵而至的則是農業水平較低的北方民族。探討這一連鎖式的文化遷移，正如劉觀民先生指出的，遷徙既不是從周代戎狄南侵開始，也不是從燕趙卻胡築塞開始，其上限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代，在2000年的漫長時間內，文化移動的總趨勢是自北向南。沒有哪一種社會政治因素能在2000年內持續發揮作用，但是自然因素卻可以和這一過程相始終（註：劉觀民：【西拉木倫河流域不同系統的考古學文化分布區域的變遷】，見【考古學文化論集(一)】第48～57頁，文物出版社，1987年。）。
    由於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差別，這兩種文化的轉變實際上就是原始農業向半農半牧經濟生活方式的轉變，因此以夏家店上層文化為代表的半農半牧經濟生活方式的空間位移也就是農牧交錯帶的形成過程。許多研究已經證明，夏家店下層文化向夏家店上層文化轉變的過程，正是中國氣候由暖濕向冷干的變化期，氣候波動推動農牧交錯帶的空間位移不但表現出自北向南的變化，而且也伴隨有自西向東的變化，考古研究中以花邊鬲的分布地帶為切入點，為論證這一變化提供了證據。
花邊鬲是特定地區、特定時期內出現的一種具有鮮明特徵的陶器，其特徵是口沿都做成花邊狀。花邊鬲的分布，西起陝甘，東至遼東，但最早卻僅見於朱開溝文化（註：韓嘉穀：【花邊鬲尋蹤――談我國北方長城文化帶的形成】，見【內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第41～52頁，海洋出版社，1991年。）。花邊鬲從其文化發源地向東傳播的路徑是非常清楚的，燕山以南的河北薊縣、唐山，燕山以北的河北承德、遼寧朝陽及內蒙古赤峰、通遼等地都發現有花邊鬲存在。在花邊鬲東向傳播過程中，魏營子文化類型對研究農牧交錯帶形成具有重要意義。魏營子遺址位於遼寧朝陽市，其文化內涵表明這裡不僅是花邊鬲的分布區，而且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與夏家店上層文化之間的過渡文化。在夏家店下層文化中沒有發現花邊鬲，但在魏營子類型與夏家店上層文化中卻可看到這一器物類型（註：郭大順：【試論魏營子類型】，見【考古學文化論集(一)】第79～98頁，文物出版社，1987年。）。如果說花邊鬲是以朱開溝文化為發源地的半農半牧經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那麼它沿着燕山兩側傳播，由魏營子類型嬗變到夏家店上層文化，實際就是半農半牧經濟文化的東向推進過程。很顯然，在時間進程上，魏營子類型與夏家店上層文化都晚於朱開溝文化，這樣的文化傳播次序首先提供給我們的信息是，大約距今3500年前的氣候轉冷過程具有自西向東推進的特點，農牧交錯帶的形成也存在自西向東推進的過程；其次，從夏家店下層文化經魏營子類型過渡到夏家店上層文化，完成了由原始農業向半農半牧經濟生活方式的轉變。在這一文化轉型過程中，無論魏營子類型還是夏家店上層文化，究竟有多大成分是在朱開溝文化的影響下實現的呢？考古學界在提出花邊鬲傳播路徑的同時，又談到鄂爾多斯式銅器的東傳問題。韓嘉穀先生在【花邊鬲尋蹤】一文中指出：『和花邊鬲同時，同樣顯示東西部聯繫的，還有一個獨具特色的銅器群，即所謂北方系銅器，其分布範圍和花邊鬲重合。』很多考古研究都證明，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銅器與鄂爾多斯式銅器有着密切的文化關聯（註：田廣金、郭素新：【北方文化與草原文明】，見【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第1～12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若將花邊鬲與鄂爾多斯式銅器結合起來考察夏家店上、下層文化的轉化，其中的文化傳承以及自西向東農牧交錯帶的形成過程就更清楚了。
    　　(二)甘青地區――從馬家窯文化到齊家文化
    甘青地區繼馬家窯文化之後發展起來的是齊家文化，其所屬年代約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出土遺物顯示齊家文化已從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時代，人們過着相對定居的生活，農業仍為主要生產部門，主要生產工具包括石刀、斧、鐮、鏟、錛等以及石磨盤這樣的糧食加工工具，同時出土的還有糧食作物――粟。農業之外，齊家文化諸遺址的先民同時還兼營畜牧業，遺址中出土的動物骨骼包括牛、羊、馬、驢、豬、狗以及鼬、鹿、狍等。齊家文化半農半牧的經濟生活方式顯示出與馬家窯文化不同的特徵，屬於這一文化的遺址分布很廣，東起涇水、渭水流域，西至湟水流域，南達白龍江流域，北入內蒙古阿拉善左旗附近，範圍跨甘肅、青海、內蒙古、寧夏諸省區（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第118～125頁。）。
    甘青地區繼齊家文化之後，存在互有傳承關係的卡約文化、辛店文化、寺窪文化等一系列含有畜牧經濟的文化類型。對於這幾種文化之間的傳承關係，俞偉超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即通過研究表述得十分清楚，首先卡約文化、寺窪文化均由齊家文化發展而來，『齊家文化在西部地區發展為卡約文化，在東部地區則發展為寺窪文化』；同時，『齊家文化發展為卡約再發展為唐汪的序列，它們是同一性質文化的連續發展』，而唐汪式遺存與辛店文化遺存又有一定的相似性。對於這些互有淵源關係的文化類型的內涵，俞偉超先生進一步指出：『甘青地區的新石器至青銅時代諸文化，自大地灣至齊家，除與齊家同時的火燒溝遺址存畜牧經濟的成分可能較多外，其他的雖有許多狩獵、畜養動物、捕魚等經濟成分，但都是以鋤耕農業為其經濟主體；而卡約、寺窪、辛店等遺存，雖然仍有相當的農業經濟成分，則顯然以畜牧經濟為主。』（註：俞偉超：【關於『卡約文化』與『唐汪文化』的新認識】，見【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第180～210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20世紀90年代後期，在考古新發現的基礎上，學術界再次肯定了這一觀點，即『自馬廠晚期和齊家文化之後，甘青地區出現的四壩文化、卡約文化、辛店文化以及再晚一些時候的寺窪文化、沙井文化等，其經濟形態都以游牧經濟為主要特點』（註：水濤：【論甘青地區青銅時代文化和經濟形態轉變與環境變遷的關係】，見【環境考古研究(第二輯)】第65～71頁，科學出版社，2000年。）。經濟生活方式在空間上的轉變，是我們探討農牧交錯帶形成的基礎。如上所述，齊家文化以及此後發展起來的一系列存在淵源關係的文化類型，在空間上逐漸取代了馬家窯文化，推動以原始農業為主的經濟文化轉向半農半牧。
    通過前面的探討，可以大致窺見大約自公元前1500年前後，在氣候變化背景下，甘青地區至內蒙古東部及遼西地區由原始農業向半農半牧經濟方式轉變的過程。由於半農半牧區農牧兼融的經濟文化特徵，這一地區實際就是農牧交錯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