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來源: 科技日報 其次，【農器圖譜】在寫法上採用了先事後詩的方法，每一種農器都附有一首可若干首詩，以前這些詩作往往被當成王禎的創作，甚至有人認為王禎『詩學勝於農學』。實際上，【農器圖譜】中的詩正是秉承了前人的一貫做法，且大都可能出自前人之手。何以見得？一則是先事後詩，是宋人的一種寫作方法，宋人陳景沂的【全芳備祖】就採用了這種方法。二則是【農器譜】的出籠就與這種寫法結下了不解之緣。【農器譜】系補【禾譜】之缺而作，蘇軾在『秧馬歌』中述之甚詳。蘇軾在寫秧馬歌時，除了引述經典之外，還陳述自己見到的事實，並器物的結構和原理，還附上一首詩歌。為了彌補這一缺憾，曾之謹補寫了【農器譜】一書，寫法上自然也受到了蘇軾寫作秧馬的影響。『薅鼓』一節就非常明顯。王禎【農器圖譜】中的農器大多也是採用這種寫法，而這種寫法最初便是源於【禾譜】，源於東坡為【禾譜】所題，並附於【禾譜】之末的『秧馬歌』。明末徐光啟曾經批評王禎的詩學勝於農學，殊不知王禎的詩學是對宋人的仿效。如果硬要將王禎詩和宋人詩作比較，則會發現王禎所寫作的一些項目，如田制，所附的詩，篇幅較長，有時甚至長過正文。這也許就是王禎被譏諷為『詩學勝於農學』的原因。
真正能將【農器譜】和【農器圖譜】區別開來的並不是寫法，而是其中的某些用語。從用語來看，曾氏為江西人，在湖南做官，兩地方言都稱稻為『禾』，【禾譜】實即『稻譜』。猶如北方人稱粟為谷一般，北方農書中的『種穀』，實即種粟。現存【禾譜】佚文中提到一品種稻品種『黃c禾』，而同一品種在王禎【農器圖譜】新添的『田制門』中則稱為『黃c稻』；[6]『錢D門』中的耘盪、薅馬，以及『蓑笠門』中的臂篝，『蕢門』中的篩谷拐、摜稻簞等是幾種典型的稻田中耕農器，但書中在介紹這兩種農具時，都以『禾』字表示『稻』字，因此，它們可能都是原曾氏【農器譜】的內容。倘若如此，耘盪出現的時間就不是王禎所在的元代，而是曾之謹生活的南宋。又從『艾門』中多用『禾』字這一事實來看，艾門可能基本上保留了原來曾書中的內容，且補充的地方也不多。典型的還有『杷[門』中的『禾擔』，禾擔並非普通的扁擔，而是一種負禾與薪的專用扁擔。主要用於稻禾在收割捆綁之後，從田間挑到穀場。禾擔的形制、用途和名稱，至今還保留在江西吉安一帶的農事和方言之中。種種跡象表明，曾氏【農器譜】中雖然沒有專列『杷[』一門，但王禎【農器圖譜】『杷[門』中的許多農器卻可能系來自曾氏【農器譜】。
還有一點可以用來考察【農器圖譜】的某些內容可能出自曾氏【農器譜】的線索是作者在寫作時所流露出來的時代感。曾和王分屬宋代和元代。曾氏在寫作【農器譜】時，引用當代人的詩歌，因時間較近，沒有時代感，因此在人前面並不加朝代，而直呼其名，且多用敬詞，這就如同今人在寫作時，提到古人時直乎其名，名前還加上朝代，如宋代王安石，沉括之類，而提到今人則要加上『某先生』、『某同志』、『某教授』之類，以示尊敬。如『耒耜門』中，稱蘇軾為『蘇文忠公』，而沒有加上『昔』或『宋』的字樣，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判斷，【農器圖譜】的『耒耜門』可能有因襲【農器譜】的地方，或者說，是從原書中直接移植過來的。王禎在提到前代的史實時，往往要加上『昔』或『宋』這樣的字眼，如可以肯定是王禎【農器圖譜】中新增類目『田制門』中的『沙田』一節中提到，『昔司馬溫公言，今闕政，水利居其一。』又說『宋乾道年間，梁俊彥請稅沙田，以助軍餉。既施行矣，時相葉J奏曰……』，這與王禎在寫作時間上的距離是吻合的，反過來也證明這兩段文字系王禎新寫；又如可以肯定為王禎新添的【蠶繅門】中，王禎寫道，『昔梅聖俞有蠶具、繭館詩，今不揆，續為之賦曰』。梅聖俞與王安石同時，他們之間有許多唱和之詩，可是在【蠶繅門】以外的【農器圖譜】的其它『門』中，如『蓑笠門』、『蕢門』 等在引用了王安石詩時，卻稱為『王荊公』，而不稱安石或介甫，更不加上『昔』字，證明這地方【農器圖譜】沿襲了【農器譜】。
能否肯定上述篇名相同的內容都是來自曾之謹【農器譜】嗎？回答是否定的。我們認為，王禎在【農器圖譜】中雖然保留了曾之謹【農器譜】原來的篇目，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並重新加以編排。這從書中引述了【農器譜】成書之後問世的文獻中可以得到證明。如，『耙』一節引了【種蒔直說】一書，由於宋代公私書目中都沒有【種蒔直說】一書的着錄，所以一般認為該書成書元初（滅金後並宋前，1234――1279），而【農器譜】則早在1201年以前即已成書。同樣的情況還有『耬鋤』一節，本節中除引用了【種蒔直說】之外，還引用了【韓氏直說】，而【韓氏直說】也是蒙古滅金並宋之前出現的一本農書。文中用語也能反映北方農書的特點，如稱禾穀類作物的為『谷』，植株為『苗』。 |
|
桂公網安備 4501030200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