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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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文是什么？答：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本来只是常识，即早已经被人们长期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谁也不会怀疑，因而也无需论证。世界上教育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是常识。中学语文课程，或分成两门课――语言（含写作）课和文学课；或合成一门语文课，每一册语文课本都分成平行而相对独立的语言（含写作）和文学两个系统；无论是分成两门课还是合成一门课，文学的分量都要重于语言。在我国的大学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是常识；谁也不会怀疑，为中学培养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就是中国语文系，也就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然而，在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一常识不仅不适用，而且简直还不啻于离经叛道。语文是什么？这个常识性的问题，困扰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竟然近半个世纪了。语文教育专家（更不用说语文教师）竟然不能解释语文是什么，或者说，他们的解释不仅有悖常识，而且还显得荒谬。悖乎常识，能不荒谬吗？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带着一个班学生去一所县重点中学实习。实习结束，实习学校给所有实习生都评了优秀和良好，只有一个是及格。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位实习生的专业基础和实习表现实在是挺不错的。我问语文教研组长：怎么一回事？回答是：成绩是教研组集体讨论定下的。这位同学竟然在课堂上公然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本来是应该不及格的。我只好说：对语文是什么的解释，是有争论的；我就认为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还好，这位教研组长是我的学生，答应去说服有关教师，给这同学改评良好。
    既然中学语文教师如此忌讳文学，师范大学设置如此多的文学课程，不分明是在培养不合格的语文教师吗？是大学错了，还是中学语文界错了？我以为，答案只能是，中学语文界悖乎常识，错了，
    近半个世纪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界对“语文是什么”的权威回答，大抵有三种，都是对常识――语文是语言和文学――的否定或纠正。
第一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字。把“文”的外延局限于“文字”，不仅空间太狭隘了，而且在逻辑上有问题，因为文字只是语言的记录，只是语言学科系统的组成部分。总不能因为汉语的方块字掌握起来比拼音文字难度要大一点，就规定我国的学生要花12年时间去掌握汉字吧？如果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为中学培养合格语文教师的师范大学中文系，就应该砍掉所有的文学课程，换成文字学概论、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艺术流派史、钢笔字、毛笔字等等。这样行吗？
    第二种解释，语文是语言和文章。把“文”的外延无限扩大了，所有形成书面文字的东西，一份文件、一个合同、一张便条、一个写在黑板上的通知，都可以称为文章；收在语文课本里的都是文章，历史课本、地理课本、数学课本、物理课本、政治课本、生理课本，也都是文章，是不是都要纳入语文教学系统？这种解释经不起分析同样是显而易见的。
    以上两种解释，虽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却被视为真理。如果我带队的那位同学说，语文是语言文字或语言文章，用不着我费口舌，他的实习成绩肯定会是优秀。
    进入90年代，语文教育界发动了一场语文课程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语文教育现代化终于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然而，这场大讨论也有一个极大的遗憾：回避或者绕开了“语文是什么”的回答，未能理直气壮说出常识，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于是，这场大讨论前后――上世纪90年代至今，中小学语文教育界又有了“语文是什么”的第三种解释。
    第三种解释就是不解释，或者说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排斥性的否定解释：除了语文不是语言和文学之外，怎么解释都可以；除了语文不是语言和文学之外，就用不着解释了。
    第三种解释的代表作，就是本世纪初教育部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目标（实验稿）》（简称《课标》）。这是教育部制订的对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具有法律意味的指导文件，其权威性是不言而喻的。《课标》的第一部分“前言”近两千字，是语文课程教育理念的总论，宏观阐释了语文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论定了语文课程的性质、特点、教育目标、教学方式等等，毫无疑问是《课标》的核心，也即最富于普遍指导意义的。《课标》余下的文字，只是“前言”的理念的目标化和实施建议。“前言”避开了“语文是什么”的正面回答，既没有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没有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字或语言和文章，然而，却明白无误地向我们传递了两个互相印证的信息。第一，把语文理解为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章或语言和文字，至少不会错，因为“前言”反复强调的识字、写字、阅读、写作和口语，都可以纳入语言和文字或语言和文章的框架。第二，“前言”近两千字的阐释中，竟没有出现一处“文学”的字样！考虑到中学语文课本入选的课文，大多数是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课标》“附录”里要求学生背诵和阅读的，也都是经典文学作品，作为语文课程理念的阐释，竟能避免提及文学，也可谓煞费苦心了。由此可见，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常识，是《课标》唯一要排斥、要否定的，虽然这种排斥和否定只是尽在不言中。


     二


    为什么迄今为止，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的主流理念，悖乎常识，煞费苦心，非得把文学排斥于语文教育的殿堂之外？
首先，是传统的原因。
    虽然我国有辉煌的古典文学传统，然而，对文学的排斥，却是我们民族封建教育的传统。封建私塾教育选用《诗经》作为两千年不变的经典教材，只是因为《诗经》特殊性，远远不是意味着传统封建教有文学教育的传统。《诗经》只是作为政治读本、伦理纲常读本、道德读本，被选为私塾教育的经典教材的；《诗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底蕴，不是被掩盖起来，就是被阉割了。我国的封建传统教育没有文学教育的传统，倒是有把文学作品当作政治读本、道德读本的传统。
    19世纪末，大清皇帝迫于时世，废除了科举制度，传统的私塾教育开始没落，“洋学堂”――现代学校开始兴起。标志着我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而且不可逆转的，是五四启蒙运动。毋庸讳言，我国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是全面学习和引进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的，因为我们民族的教育传统中没有学校教育的传统。
    回顾20世纪我国中小学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凡是我国封建教育传统中没有的课程，如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历史、地理、生物、音乐、美术、体育、劳作等课程，从课程设置到教学大纲编定，从教材编写到教学方法，只能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走的弯路就少，成效也相对显著。
    语文课就不同了。五四启蒙运动后，我国第一代中小学语文教师（包括颇有影响的专家、名师），大都是从私塾教育中走出来的，他们很容易把私塾教育和语文教育等同起来，认为我国没有数理化和外语的教育传统，却有语文教育传统；于是，语文教育界自觉或不自觉的产生了学习西方现代语文教育经验的抗拒力，就不难理解了。五四启蒙运动实在短暂得可怜，甚至来不及在中小学语文教育界发动一场“语文是什么”和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地位的大讨论，就消退了。启蒙运动后出现的中小学语文课本，同晚清和民国初年的课本比较起来，文学成分是大大加强了，然而，却还没有形成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共识，在中小学语文教育界，语文仍然以识字、阅读和作文为主导，文学未能堂堂正正进入现代国民教育的殿堂。
    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把私塾教育和现代语文教育等同起来，是一种错觉。传统私塾教育只设置了一门课程，即以封建伦理纲常为核心，以科举为目标，包括政治、伦理、道德、历史、识字、阅读、作文等等，近似文科综合课。它的一部分，识字、阅读和作文，属现代语文教育的语言课范畴，其他部分，特别是它的核心――政治伦理道德纲常，当然是和现代语文教育毫不相干的。回顾近半个世纪我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曲折历程，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道德课也好，把语文课仅仅视为工具课也好，《课标》对语文教育理念的阐释，煞费苦心排斥文学也好，不能不说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囿于根深蒂固的封建教育传统。正因为这样，时至今日，主张语文教育以《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等为基本教材，以背诵为主要教学方法的议论，也依然不时见诸报端。
    20世纪过去了。现在，谁也不会认为学校是“洋学堂”了。“洋学堂”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现代教育传统了。然而，无庸讳言，我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也留下了太多、太沉重的遗憾，20世纪后半世纪语文教育走过的曲折路程，就是这历史的遗憾的一部分。
    其次，是现实的原因。
    回顾20世纪后半世纪语文教改的历程，也许大体上可分两个时期。
    前一时期是年50年代到70年代末，由于狭隘的政治权力对语文教育无处不在的干预，其主流理念是，语文被视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的工具，语文课被上成政治课、道德课。有的课，如60年代初某校高二年级鲁迅《药》的教学，虽然名曰文学课，实际上除了外加的而且并不准确的写作技巧分析外，仍然是政治课、道德课，《药》里的所有人物都被牵强附会地纳入阶级分析、政治分析和道德分析的“理论”框架（详见《人民教育》1963年第1期，洛寒《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文学课》；《语文学习》2003年第9期，重新发表此文）。这哪里还是鲁迅的《药》？然而，这责任不在那位语文教师，因为语文教参上就是这样写的，因为在那个年代，语文是政治的附庸，鲁迅研究也是政治的附庸，语文课的所谓文学分析课，实际上只是具体作品的政治分析课、阶级分析课。
    后一时期是从80年代初到现在，主流理念是确认语文的工具性，有见地的语文教育专家又从语文的工具性中发现了人文性。毫无疑问，对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来说，是一大进步。这一时期，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语文教育中的语言教育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课标》“前言”所阐释的，就是语言教育的任务，它阐释的语文教育的人文性，也只是语言的人文性。
    两个时期的语文教学改革，在把文学教育拒之于现代国民教育的门外，是共同的。加上我们学术界（中小学语文教育界也同样）长期以来没有自由争论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只有一言堂，权威一锤（言）定音，专家学者们的专著只是权威“定音”的解释和阐述。权威悖乎常识，错了，学者们也将错就错，跟着错就不会错；谁怀疑了，用不着权威发话，学者们就会判定谁离经叛道。于是，在广大语文教师中，谁敢说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就是不合格的语文教师。
半个世纪中小学语文教改走过的曲折历程表明，我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界，从专家学者到普通教师，有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道德课的经验和教训，而驾轻就熟的，则是咬文嚼字、把经典文学作品里的个别词汇、句子作为语言教育的例证。我们所缺乏的是文学教学的经验。即使在现代国民教育中，文学教育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也许，这就是语文教育界一谈到文学教育就眉头打结的原因。
    最后，语文教育要现代化，就不能不面对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那场把语文分为语言和文学两门课、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语文教改。
    不能因为这场改革是在学习苏联的政治背景下展开的，就全盘否定这场改革。苏联的语文教学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语文教育理念大体上还是继承了俄罗斯语文教育的传统，是现代的。这场改革，至少是它的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的理念，应该予以充分肯定。要不要分为文学和语言两门课，是技术操作问题。改革中出现的那套课本――汉语课本和文学课本，当然可以挑出许多缺点，然而，我却认为，相比较而论，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好的一套语文课本。
    这场改革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改革是借着政治权力和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全面铺开的。改革前没有在语文教育界展开必要理论探索，缺乏改革的理论准备和心理准备。改革也严重脱离50年代我国中学语文教师的实际水平。1955年上半年，我普师毕业分配在一所县中任语文见习教师。语文教师中流行着这样的顺口溜：“分析主题三样宝，/两个主义，/一个领导，/还有品质多么崇高！”两个主义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一个领导即党的领导。这就是说，1955年上半年，是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道德课的。到下半年，原有的课本、教参作废了，顺口溜自然也没有用了，语文课变成文学、汉语两门课，教师们面对的是面目全非的汉语和文学两套课本，能不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吗？待到政治形势发生逆转，来得快的，去得也快，一道行政命令，两套课本收起来，改革也销声匿迹了。语文教育界如此忌讳“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也许同这场改革的结局不无心理联系吧？


     三


    语文是语言和文学，是语言和文字、语言和文章，还是别的什么？似乎只是概念之争，只是常识和悖乎常识之争。其实，争论的实质是，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语文是什么和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是一张纸的正反两面。认识了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中的地位和意义，语文是什么的争论，也就不言自喻迎刃而解了。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一个民族的经典文学作品，是这个民族的语言的最高成就，学习和鉴赏经典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学习语言的最有的途径。然而，如果我们的认识仅仅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还是远无不够的。文学教育还更深远的意义。
现代社会是人的社会，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人的意识，现代意识的核心是人的意识。作为一个现代人，仅仅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因为科学技术可以造福于人类，也可能成为人类的祸害。作为一个现代人，还必须具有自觉的人的意识，也即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宝藏，是文明人类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的最可宝贵的组成部分，是人类人文精神的荟萃，也是人类的良心。文学的精华――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作品，毫无疑问，是滋养、熏陶、锻造、培育现代国民的精神、灵魂和人格的最重要的资源。正因为这样，所有教育发达的国家，文学教育在国民教育中都占据十分显眼的位置，也正因为这样，所有教育发达国家，无论是语言和文学分成两门课，还是合成一门课，文学课的分量都要重于语言课的分量。
    综上所述，我以为，我国新世纪国民教育中的语文教育改革――语文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有必要做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是认识文学教育在现代国民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在语文是什么的答案上，义无反顾地回到常识上来，确认语文就是语言和文学。这种确认，应该是不可逆转的。
    我以为，通过严肃的、自由的、负责的学术讨论，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应该是可以做到的。由于我们的语文教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混乱，这个大讨论，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前提。我们拥有有几千年辉光辉灿烂的文学传统，是举世公认的诗的大国、散文的大国、戏剧大国，小说大国，我们拥有如此丰富、如此足以使我们引为自豪的文学资源，世界文学的资源也同样丰富而辉煌。做了这第一件大事，文学就能堂堂正正进入国民教育的殿堂，用来滋养、熏陶、铸造和培育现代的我们国民的精神了。
    第二件大事，是探索在现代国民教育中，也即在中小学语文课中，如何进行文学教育，怎样上文学课。
    这件大事，比前一件大事更艰难，更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无论是我们民族的古代教育传统，还是现代的20世纪的教育传统，都没有把文学作品当作文学作品来教学的成套的现成经验可供借鉴。然而，既然这是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既然文学教育事关我国国民精神的现代化进程，再难，也得不断去探索、去尝试、去实践，不断去总结、去深化。我相信，有了上一件大事的基础，语文教育现代化的方向正确了，探索的目标明确了，语文教育专家和广大语文教师的探索和实践，一番心血，自有一分收获。
    再说，国门已经洞开，在语文教育上，我们再不能固步自封。教育发达国家已经有几百年文学教育经验，我们为什么不能走出去向人家学习呢？
    完成这两件大事，以下情况才可能改变：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是新的也好，教了一辈子也好，却不知道语文是什么；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得得辛苦，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却事倍而功半，甚至大量的还是无效劳动。


    2003年11月14日

   （此文发表于《语文教研》2003年第6期，《语文学习》2004年第4期开辟“语文是什么？”争鸣专栏，转载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