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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网易军事 再次，即使是那些表面上存在种种局限，以至常为人们所诟病的秦汉文化现象，如“铺采の摹钡暮捍蟾常笼罩浓厚阴阳灾异色彩、甚至荒诞不经的哲学政治观念等等，如果透过表象，我们也能发现其理性的光芒，可以肯定其存在的合理价值。例如，两汉哲学政治思想充斥着阴阳灾异、妖妄荒诞的成分固然是事实，但其出发点却是现实而具体的，不乏现实主义的精神。黑格尔曾说，亚里士多德一般地将灵魂区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两个方面，但是理性本身并不构成美德，只有在理性和非理性双方的统一中，美德才存在……灵魂的非理性的一面也是一个环节。这个非理性的一面，当它和理性发生关系并服从理性的命令而行动时，我们称此为美德（参见《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第359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汉儒的阴阳灾异理论，作为神学目的论毫无疑问是非理性的，但是包藏在其深处的政治意图，诸如提倡巩固中央集权统治，主张以民为本，借助“天意”告诫统治者节制约束自己的行为等等，却是现实的、理性的。前者（表象）是服从后者（本质）的“命令”的，所以应该说这也是“理性与非理性双方的统一”，有其合理性。我们过去在评价阴阳灾异光圈下的汉代政治伦理观时，往往离开问题的本质，片面地强调和斥责其“非理性”的一面，而忘记了从“理性与非理性双方的统一”这一角度去剖析、去讨论，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偏颇就没什么奇怪了。又如对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代大赋，人们习惯于指责它叙述铺排的烦冗堆砌，尤其是贬斥它表现了统治者的腐化享乐价值取向。然而从深层次考察，我们却发现，汉代大赋“实际上是处在上升时期的积极有为的统治者直观地创造世界的伟大业绩的产物，是对汉帝国的繁荣发展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世界的再现和赞颂，洋溢着宏阔明朗的信心和力量”（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1卷第44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它在文学上体现了汉帝国的时代精神，它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丽”之美，那种“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宏大气魄，也是后世所难以企及的。由此可见，人们长期以来对阴阳灾异氛围下的两汉政治伦理学说的激烈抨击，对汉代大赋的呵责指斥，从态度上说，是不公允的。
总而言之，秦汉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如秦汉在事功、疆域和物质文明上为统一国家和中华民族奠定了稳固基础一样，这一时期的文化在构成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方面起到了相同的重要作用。行文至此，我们就有必要对秦汉“大一统”条件下的文化发展成就及其地位作出更深入、辩证的考察和评价。
长期以来，大多数学者对“大一统”政治条件下的学术文化发展持有一种先验性的观念，即在政教合一、高度集权、舆论一律的背景之下，人们的思维模式与价值取向往往整齐划一，缺乏独创性和深刻性，秦汉与隋唐均为其例。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分裂或偏安的历史时期，由于统治者力有不逮，思想统治相对松懈，因而人们独立思考的精神常常得到张扬，思想的深刻性、创造力往往得到充分的体现，如百家争鸣之于春秋战国、玄学之于魏晋时期等就是很好的说明。应该说，这种分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事实上，尽管高度大一统背景下的思想文化就其个别方面“点”的深度来说，似乎不够深刻和精致，但从整体上看，大一统条件下文化建设的全面发展是历史上分裂、动乱、偏安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以秦汉时期为例，当时文化的繁荣发达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观念文化，在当时均有全面的建设和总体的提高，其突出的标志：一是表现为在“六合同风，九州同贯”的历史背景下，文化的地理畛域被基本打破。具体地说，就是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秦汉时期经长期融汇，打破了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相对较少联系接触的状态，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同时亦由此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为突出标志的适应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更对后来的历史与文化发生了规范性的影响。二是表现为“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为许多学科的高度成熟与充分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司马迁撰写《史记》，使中国古代史学建树达到辉煌顶点，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例子。《史记》的成功，原因固然很多，但司马迁“（年）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习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隼й丁⒀Α⑴沓牵过梁、楚以归”，“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涉足中华大地山山水水的经历，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这种机会，只有在大一统条件下才能出现。换言之，大一统的文化环境，为《史记》的撰写与秦汉史学的鼎盛提供了最基本的保证。而这在分裂、动乱以及偏安时代则是难以想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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