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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網易歷史 先秦是我國古代哲學的輝煌時代，諸子百家爭鳴，開創了我國道德哲學時代。先秦道德哲學的一個重大創建表現在官德建設方面。先秦官德評建模式有一個邏輯前提:即官德評建模式中的三個維度為何可能和如何可能的問題，只有回答了這個問題，先秦官德評建模式的三個維度才能在邏輯上成立。
1.儒家人性論思想為先秦官德評建模式的三個維度提供了邏輯前提
無論是孟子的性善論、抑或是荀子的性惡論，其價值指向為善，儒家人性論思想解決了官德評建維度為何可能的問題，內聖外王則解決了評建維度如何可能的問題。
孟子道性善，目標指向為四端，要想真正成為聖人，達到至善，須後天努力，將四端加以擴充。他說:『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孫丑上】)具有『四端』之人，如果把它擴充起來，就會如剛燃燒的火，不可撲滅，象剛流出來的泉水，不可終竭。假如能擴充『四端』則足以安天下，否則，連父母也難以贍養。孟子將善的潛能形象地比喻為『火之始然』和『泉之始達』，只有將人善端加以培養，才能造就燎原之勢，沛然而成江河。由此，孟子既講內在善性的擴充，又十分重視後夭的道德修習。他說:『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泵游，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孟子・盡心上】)一個人能否發展自己的善性，決定於是否有向善的主觀願望和實際行動，舜就是因為如此而成為聖人的。
荀子雖然認為人性惡，但他認為人性是可以改變而趨善的。荀子之所以明確提出性與偽之分，目的在於強調後天努力對人性的改造，通過後天的環境和學習，以改變人性之惡。他提出了『化性起偽』的哲學命題，即通過人為努力轉化所謂『惡』之本性，獲得所謂『善』的品質。在他看來，人之性惡，並不意味着不能為善，相反，性惡正是人慾為善的動因，激勵着人性趨善。他說:『凡人之欲為善者，為性惡也。』(【荀子・性惡】)即是說，人性惡只是人性趨善的發生學意義上的源動力。荀子日:『可以為堯舜，可以為萊環，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荀子・榮辱】)『注錯習俗』即指環境的訓練和積累，成為什麼樣的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注錯習俗』對人們的影響。荀子肯定人性是可以改變、改造的，最終和孟子人性為善思想殊途同歸於『善』。表面看來，孟子和荀子人性思想決然對立，但其最終指向為善，這為先秦官德評建模式中的三個維度提供了邏輯前提，回答了評建維度為何可能的問題。
那麼先秦官德評建模式三個維度如何可能呢?關鍵在於『內聖外王』。『內聖外王』一詞最早出現在【莊子・天下篇】中:『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此即『內聖外王』之道，內聖代表作者的一種人格理想，講的是成聖之功夫，作者認為內聖為『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莊子・天下篇】)外王代表一種政治理想，作者認為:『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莊子・雜篇】)在法家之政治思想和儒家之經濟思想的支配下共同形成『外王』之道。儒家政治思想學說簡要地概括為『內聖外王』之思想，不過儒家做了進一步發揮:儒家首先講求個人的道德修養，講求的是成聖的漸修功夫，然後由己及人，推己及社會，最終達到治國平天下之目的。
由此，先秦官德評建模式中，人性趨善為評建維度提供了可能，內聖外王則回答了評建維度何以可能的問題。
2.以賢示官:官德評建模式之『軟着陸』
以賢示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德導官，暗含着先秦官德建設德治為本的思想。『以賢示官』的官德建設有兩種基本含義:其一，為政者應該尊崇、重用賢能之士，選賢授能，不讓平庸之輩濫竿充數。讓真正有才識的賢能之士『在其位，謀其政』，真正做到『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韓非子・定法】)尊賢使能、選賢授能的思想是官德建設必不可少的。其二，各級官員應該以賢官、賢吏作為自己的榜樣。『以賢示官』所重視的是道德模範的示範作用，即教化。孔子一向主張以直正枉，如哀公問日:『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日:『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以賢官示範道德品質惡劣之官。因為『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曰】)先秦官德建設講求以賢官、善政引導、感染各級官員，以達官德建設之目標。孔子特別強調示範之作用，在季康子與孔子的一段對話中表明了這一思想:『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日:「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季康子問孔子，要使老百姓恭敬、盡忠和互相行善，應該怎麼辦?孔子認為如果人對老百姓態度端莊，他們就會對你尊敬;如果你孝順父母、慈愛百姓，他們就會對你忠心;如果任用品德高尚的人，教育能力比較差的人，百姓就會勤勉了，這充分說明了示範機制之魔力。
春秋戰國時期，產生了一批以卿大夫為主體的有修養、有德識、有才幹、有思想的賢人，他們或在政界、或在學界頻繁交往，形成了一個特殊的賢人群體。他們的言行，思想方式深刻地影響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格局、社會動態以及文化潮流。從政治上講，他們從維護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出發，積極參政;在文化上，他們有極高的文化素養，對以往的經典文獻了如指掌，並能在政壇上能夠靈活地加以運用;在思想上，他們走在時代的前列，能夠不斷地創新思想。具有這些素養的人，可謂聖人、賢人。諸如堯、舜、文、武、周公、孔、孟等賢人，他們在各方面都是官員門學習的榜樣。他們富國裕民的經世思想、為政以德的理政謀略，寬猛相濟的施政策略、禮治德教的吏治方略、尊賢使能的用人手段，都給先秦官德建設提供了有益的道德資源。此外，『以賢示官』之官德建設思想一直在先秦傳播與示範: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孔孟都對先賢之官德稱讚有加，並把先聖們的道德品質、為政措施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如孔子日:『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禮記・大同】)說明了先秦官德建設聖賢們自己也在不斷努力，凸顯了『以賢示官』乃先秦官德評建模式的『軟着陸』層面。
3.以廢憚官:官德評建模式之『硬』策
以廢憚官是先秦官德評建模式的另一層面，『廢』的目的是為了『建』，其目的有二:一是對犯有錯誤的『孺子不可教也』的官員予以處罰，避免他們為政帶來更大的損失;其二，評建模式的出台，有利于震懾其他百官，從而使整個官德向良性方向發展。何謂『以廢憚官』?所謂『廢』，顧名思義，就是廢除官職、削職為民。廣義『以廢憚官』包括降級、降職、換職、免職等。憚:就是使害怕，為使動用法。『以廢憚官』本是通過對不能循名責實之官員進行降級、降職、換職、免職等責官方式，對那些濫竿充數、魚目混珠的庸才、禍國殃民的貪官從官位上降下來或罷免之，以此震懾其他官員，並以此加強官德建設。
一句話，以廢憚官的途徑是通過降默等懲戒途徑，目的是為了督促官員不誤政事，建功立業而不貽害。事實上，先秦『以廢憚官』並不是為懲戒而懲戒，而是遵循兩項基本原則:一是『無功不賞，無罪不罰。』(【荀子・王制】)只有在這種較為公正的視角下才能樹立起法律的公正與嚴肅，才能真正做到『公法行而私曲止』。(【管子・五輔】)國家法律能夠貫徹執行，不公正的事情自然停止，惟其如此，才會有『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好官得到賞賜，官德低下之人受到應有的懲罰，如此國家就會自然得到治理，真正達到了以廢憚官、憚之以廢的目的。其次，以廢憚官講求『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戰國策・秦策一】)對官員的降級、降職、換職、免職等懲罰要不畏避勢力的強大，獎賞不偏私關係親近者。做到了這一點，就會讓人感覺到法律面前的殘酷與無情，因為有『傷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奸。』(【韓非子・傷令】)整頓法令並貫徹下去，法律就不會輕易變更;法律公正，官吏就沒有邪惡的行為。執法有力，執法嚴格，國家強盛;執法無力，執法不嚴，國家衰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韓非子・有度】)進一步在執法力度上凸顯出以廢憚官之價值。因此，在以廢憚官、憚之以廢的官德建設制度方面，先秦『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之士』(【三國志・魏武帝紀】)，作到獎懲有度、獎懲分明。『當賞不賞，是謂沮善;當罰不罰，是謂養奸。』(清・周鎬【上制軍條陳利弊書】)因此，『以廢憚官』通過震懾百官而加強是先秦官德建設，成為官德評建模式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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