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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经济史论坛 【作者：陈苏镇 】
【内容摘要】豪族势力响应舂陵宗室发起的复汉运动，合力推翻王莽，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建立割据政权。刘秀征服各地豪族势力，建立了东汉王朝，但仍面临如何在豪族社会基础上巩固统治的问题。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贫民和奴婢从事生产并守卫田庄，宗族和宾客是他们的帮手和爪牙。东汉统治者吸取西汉和王莽的教训，不再企图消灭土地兼并，而是采取各种措施抑制和削弱豪族势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用严刑峻法约束豪族。这一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同时也导致吏治苛刻之弊，造成大量冤狱。时人普遍认为，根除此弊须用“良吏”取代“残吏”。对“良吏”的强烈期待，成为东汉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 键 词】东汉；豪族；宾客；吏治
【作者简介】陈苏镇，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原文出处】《文史哲》（济南），2010．6．41-58
豪族的普遍存在，是东汉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事实【1】。我们甚至可以说，东汉王朝是建立在豪族社会基础之上的。由于刘秀出身豪族，人们常说东汉王朝是豪族利益的代表。其实，刘秀所依靠的主要是南阳豪族集团。在他建立东汉王朝的过程中，其他地区的豪族势力附和者少，反抗者多。故其统一天下的战争，主要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而战争结束后，如何管理这些豪族，仍是一大难题。刘秀的许多政治措施与此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强化吏治。东汉王朝用严刑峻法规范豪族的行为，收到了恢复并维持社会安定的效果，但同时也使吏治苛刻问题日益严重。这是东汉政治的一大顽疾。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对东汉一系列政治和政治文化问题的理解。
一、两汉之际的豪族势力
所谓“豪族”，大约是战国以来逐渐兴起的【2】，到汉武帝时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势力。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兼并土地，役使贫民，成为瓦解小农社会从而破坏帝国基础的危险力量。西汉用酷吏，设刺史，直接打击不法豪族，收到一定效果，但抑制豪族势力发展的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实行“徙陵”制度。刘邦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及“燕、赵、韩、魏之后”于长安附近的长陵，致使关东“邑里无营利之家，野泽无兼并之民”【3】。其后，西汉“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4】，使得各地豪族不能充分发展壮大【5】。
但徙陵制度自汉元帝以后便废止了。永光四年（前40）十月，汉元帝下令“以渭城寿陵亭部原上为初陵”，并废除徙陵之制，其辞曰：“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顷者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令百姓远弃先祖坟墓，破业失产，亲戚别离，人怀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是以东垂被虚耗之害，关中有无聊之民，非久长之策也……今所为初陵者，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土乐业，亡有动摇之心。”【6】汉成帝最初“以渭城延陵亭部为初陵”，似亦无徙陵之事。数年后，他看上了霸陵、新丰一带的环境，想在这里营建自己的陵墓。陈汤欲乘此机会“得赐田宅”，遂上封事言：“初陵，京师之地，最为肥美，可立一县。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疆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成帝采纳了这一建议，“以新丰戏乡为昌陵县，奉初陵”，并“徙郡国豪杰赀五百万以上五千户于昌陵”。新陵原计划三年完工，但由于当地地势低平，须“因卑为高，积土为山”，工程浩大，数万人作治五年，“中陵司马殿门内尚未加功”。而“天下遍被其劳，国家罢敝，府臧空虚，下至众庶，熬熬苦之”。群臣纷纷上书，要求“宜还复故陵，勿徙民”。于是，汉成帝下令：“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已迁至昌陵的人家也被遣回原籍。汉哀帝即位后，“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为初陵。勿徙郡国民，使得自安”【7】。汉平帝建陵事，《汉书》不载，肯定也未徙陵。
汉元帝时，“有司缘臣子之义，奏徙郡国民以奉园陵”，是沿袭祖宗行之有效的旧制。陈汤建议徙陵，虽有自私动机，所言徙陵制度的废除导致关东豪族势力抬头则是事实。汉哀帝时提出“限田”之议，王莽时发布“王田令”，也是企图抑制兼并，打击豪族。在这一背景下，元、成、哀、平诸帝和当时的大臣们普遍反对徙陵，以避免豪族产生“动摇之心”、“不安之意”，说明豪族势力已相当强大，以致朝廷宁愿尝试限制他们占有土地，也不敢不尊重其“安土重迁”之性和“骨肉相附”之情。汉元帝以来对豪族势力的妥协退让，虽然缓解了朝廷同豪族的矛盾，却助长了豪族势力的发展。
新朝末年战乱爆发后，各地农民军及豪强武装大肆掳掠。豪族首当其冲，于是纷纷聚众自保。如冯鲂，“为郡族姓。王莽末，四方溃畔，鲂乃聚宾客，招豪桀，作营堑，以待所归”；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第五伦，“王莽末，盗贼起，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疆持满以拒之，铜马、赤眉之属前后数十辈，皆不能下”【8】。一时间，“豪右往往屯聚”，“大姓各拥兵众”【9】，营堑保壁，遍布各地。刘秀在渔阳追击“五校”时，还利用了当地的保壁，派陈俊“将轻骑驰出贼前，视人保壁坚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贼至无所得，遂散败”【10】。在战乱环境中，大姓豪族自发地率领宗族、闾里、宾客及附近百姓，龟缩在一个个据点中，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这种豪族社会固有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战乱的破坏性，又在更大程度上加强了豪族的实力和凝聚力。
刘t起兵，意味着反新复汉运动已经开始。但豪族起初多不敢参与，因为他们目标太大，容易遭到官府的报复。舂陵宗室大多不赞成刘t起兵，甚至“亡逃自匿”。就是一个例子。李通兄弟参与了刘t起兵，王莽尽杀在朝中做官的李通父李守及其家人“在长安者”，“南阳亦诛通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邓晨配合刘t起兵新野，“新野宰乃汗晨宅，焚其冢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人汤镬中？’”【11】邓晨宗族的这种想法，在当时豪族中应有一定代表性。但更始政权建立后，形势为之一变，“海内豪杰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12】。当时所谓“豪杰”多是豪族领袖。如隗嚣，天水成纪人，“少仕州郡”，无疑是当地豪族，起兵时与诸将割牲而盟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将，十有六姓，允承天道，兴辅刘宗。如怀奸虑……俾坠厥命，厥宗受兵，族类灭亡。”【13】这显然是个以当地豪族为主体的军事集团。更始将王宪只率数百人西攻长安，“大姓栎阳申砀、下邦王大皆率众随宪。属县友洗骸⒚陵董喜、蓝田王孟、槐里汝臣、P厘王扶、阳陵严本、杜陵屠门少之属，众皆数千人，假号称汉将”。故王宪攻打长安时，各路人马多至“数十万”，豪族武装是其中的主力【14】。
豪族势力曾普遍支持更始政权，但更始败亡后，天下瓦解，群雄逐鹿，他们又纷纷支持当地政治人物，形成一个个割据势力。如王郎称帝，是赵缪王子刘林和“赵国大豪李育、张参等”共同策划的；刘永起兵时，“招诸豪杰沛人周建等，并署为将帅”；张步割据齐地，“太山豪杰多拥众与张步连兵”；卢芳称帝则是“三水豪杰共计议”的结果，且得到“各起兵自称将军”的“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等豪杰的支持【15】；公孙述起兵临邛时，得到“县中豪杰”的支持，称帝成都后，手下大将和谋士如李熊、任贵、侯丹、任满、李育、程乌、程凡、冯骏、王政、常少、张隆等多是蜀中大姓【16】，“关中豪杰吕鲔等往往拥众以万数”，也“多往归述”。在这种形势下，刘秀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的战争，也是征服各地豪族的过程。
刘秀以更始大将的身份平定河北时，当地豪族普遍不与之同心。耿纯是支持刘秀的少数河北豪族中的一个，而其所率宗族宾客二千余人竟“半有不同心者”。为了“绝其反顾之望”，耿纯只好派人“归烧其庐舍”，断其后路【17】。在刘秀已经占领的地区，豪族反叛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刘秀离开信都后，王郎遣将攻信都，“信都大姓马宠等开城内之”，收捕了刘秀任命的信都太守宗广以及李忠、邳彤等人的家属。刘秀“使任光将兵救信都”，任光所将信都兵又“于道散降王郎”。刘秀收复信都后进行了报复，命李忠“行太守事，收郡中大姓附邯郸者，诛杀数百人”【18】。在z城，刘秀“止传舍,z大姓苏公反城开门内王郎将李恽”。幸亏耿纯“先觉知，将兵逆与恽战，大破斩之”【19】。刘秀夺取魏郡后，“魏郡大姓数反复”。其中，更始将卓京与魏郡大姓联合，“谋欲相率反邺城”，是个较大的阴谋。刘秀以铫期为魏郡太守，发兵消灭了卓京的队伍，阻止了这次反叛。其后，“邺中之豪”李陆又“谋欲反城迎檀乡”，铫期召问李陆之兄督盗贼李熊，“熊叩头首服，愿与老母俱就死”。铫期不杀李熊母子，反放他们出城“往就陆”，遂使李陆“不胜愧感，自杀以谢期”【20】，从而瓦解了魏郡豪族的又一次反叛。
刘秀收复关中，也是同当地豪族的一场较量。《后汉书》卷十七《冯异传》载：更始败后，“赤眉、延岑暴乱三辅，郡县大姓各拥兵众”，其中“延岑据蓝田，王歆据下邦，芳丹据新丰，蒋震据霸陵，张邯据长安，公孙守据长陵，杨周据谷口，吕鲔据陈仓，角闳据F，骆延据P，任良据鄂，汝章据槐里，各称将军，拥兵多者万余，少者数千人，转相攻击”，局面十分混乱。刘秀派冯异前往讨之，临行嘱咐他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冯异受命人关，先击败势力最大的延岑，“诸营保守附岑者皆来降归异”，又“稍诛击豪杰不从令者，褒赏降附有功劳者，悉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众归本业。威行关中。唯吕鲔、张邯、蒋震遣使降蜀，其余悉平”。后又“击破吕鲔，营保降者甚众”，从而基本控制了关中地区。这种以“平定安集”为主的政策，是刘秀对付豪族的主要手段。
刘秀占领州郡后，通常会“悉更置属县令长以镇抚之”【21】，迅速恢复统治秩序。但若地方官吏抚循不力，甚至欺压当地豪族，反抗事件仍会发生。《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载：建武四年（28），“鬲县五姓共逐守长，据城而反”。众将皆欲攻之，吴汉不许，曰：“使鬲反者，皆守长罪也。”遂“移檄告郡，使收守长，而使人谢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归降”。李贤注曰：“五姓，盖当土强宗豪右也。”《资治通鉴》卷四十一胡三省注：“守长者，守鬲县长，非正官也。”吴汉所说的“守长罪”，当指守鬲县长有违法侵犯豪族利益之事，故而激起豪族反抗。此事没有造成大的震动，但颇为典型，反映出豪族在地方上仍有相当力量，东汉政府对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
建武八年（32），刘秀西征隗嚣时，背后的颍川、河东、东郡、济阴等地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叛乱。《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建武八年”条：“颍川盗贼寇没属县，河东守守兵亦叛，京师骚动”，刘秀“晨夜东驰”，“自征颍川盗贼”。同书卷二十一《耿纯传》：“（建武）八年，东郡、济阴盗贼群起。”其中只有颍川和东郡的情形见于记载。同书卷三十三《冯鲂传》载颍川郏县的叛乱说：“郏贼延褒等众三千余人”，攻占县城，赶走县令冯鲂，县中各聚落也都起兵响应，及刘秀至颍川，延褒等又“皆自髡剔，负斧@，将其众请罪”，冯鲂“转降诸聚落，县中平定”。延褒等人的队伍应是豪族武装，起而响应的“诸聚落”恐多是乡间保壁中的豪族武装。引起这次叛乱的直接原因，可能是地方官的统治过于严酷。冯鲂“为政敢杀伐，以威信称”。延褒等起兵就是要赶走他。冯鲂为人“矜严公正”，故被官修史书记录下来。不见于记载的颍川其他各县的令长们，恐多有类于“守鬲县长”者。刘秀显然意识到这一点，故命曾任颍川太守、在当地颇有威信的寇恂同他一道往平颍川之乱。事后，百姓遮道曰：“愿从陛下复借寇君一年。”刘秀乃留寇恂于长社，“镇抚吏人，受纳余降”【22】。东郡的情形比颍川更典型。前引《后汉书・耿纯传》说：刘秀派李通、王常率军前往镇压。又以耿纯“威信著于卫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与大兵会东郡。东郡闻纯人界，盗贼九千余人皆诣纯降，大兵不战而还”。刘秀遂命耿纯为东郡太守，“吏民悦服”。东郡人显然也希望朝廷撤换当地长官。
不过，颍川、东郡等地的豪族在刘秀率军西征、朝廷兵力空虚之时发动叛乱，又说明他们有推翻东汉统治、重建割据政权的意图。《后汉书》卷十六《寇恂传》载寇恂分析颍川叛乱形势说：“颍川剽轻，闻陛下远蹦阻险，有事陇、蜀，故狂狡乘间相诖误耳。如闻乘舆南向，贼必惶怖归死。”所言“诖误”当不止要求撤换地方官，还包括推翻东汉的政治煽动，否则不必“乘”刘秀西征之“间”。对山东地区这种民心不稳的形势，郭宪有所察觉，并向刘秀提出过警告。《后汉书》卷八十二上《方术列传上・郭宪传》载：刘秀决定西征隗嚣时，郭宪谏曰：“天下初定，车驾未可以动。”刘秀不听，及颍川兵起，回驾而还，乃叹曰：“恨不用子横（郭宪字）之言！”所谓“天下初定”，意指刘秀占领山东时日尚浅，东汉在当地的统治尚不稳固，刘秀及东汉大军一旦离开，便可能发生反叛。当然，这次叛乱群龙无首，刘秀率军返回后，叛军便顷刻瓦解了。刘秀对叛乱者也未穷追猛打，仍以“平定安集”为主。
刘秀的统一战争结束后，豪族仍然发动过武装叛乱，度田事件就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载：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次年九月，“河南尹张臣爸羁な厥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度田损害了豪族的利益，立刻激起大规模叛乱。刘秀很快平息了这场叛乱，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对豪族的动向密切关注，小心应对。
建武十八年（42），蜀郡豪族又发动叛乱。《后汉书》卷十八《吴汉传》载其事曰：“蜀郡守将史歆反于成都……而宕渠杨伟、朐腮徐容等，起兵各数千人以应之。”这次叛乱规模不大，但刘秀很重视。《吴汉传》载：“帝以歆昔为岑彭护军，晓习兵事，故遣汉率刘尚及太中大夫臧宫将万余人讨之。”《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则说：“建武十八年，刺史郡守，抚恤失和。蜀郡史歆，怨吴汉之残掠蜀也，拥郡自保。世祖以天下始平，民未忘兵，而歆唱之，事宜必克，复遣汉平蜀，多行诛戮。”史歆、杨伟、徐容等皆当地豪族，刘秀担心叛乱会在其他地区引起连锁反应，故命吴汉率大军镇压，以避免事态扩大。
在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过程中，各地豪族都曾极力反抗，后被武力征服，颇不情愿地接受了新王朝的统治。这时的豪族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尚未发育成熟，还不能像日后汉末三国时那样，撑起天下三分的局面。但他们的存在、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态，已经对帝国的统治构成严峻挑战。刘秀成功地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完成了兴复汉室的历史使命。但如何在遍地豪族的社会环境中巩固东汉的统治，仍是个难题。
二、豪族的特征和结构
《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樊宏字靡卿，南阳湖阳人也……为乡里著姓。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重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赀至巨万，而赈赡宗族，恩加乡闾。外孙何氏兄弟争财，重耻之，以田二顷解其忿讼。县中称美，推为三老。年八十余终。其素所假贷人间数百万，遗令焚削文契。责家闻者皆惭，争往偿之，诸子从敕，竟不肯受。”这是汉代史料所见最为典型的豪族。结合其他记载，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豪族的特征和结构。
首先，它们拥有大片土地和豪华宅舍。仲长统说：汉代民间有许多“豪人”，“身无半通青纶之命”，“不为编户一伍之长”，却“连栋数百，膏田满野”，“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23】。樊重的土地有“三百余顷”，宅舍又皆“重堂高阁”。汉宣帝时的阴子方，“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汉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汉灵帝时的郑太，司农郑众之曾孙，“家富于财，有田四百顷”。刘秀子济南王刘康，“多殖财货”，有“私田八百顷”【24】。荀悦所说“今豪民占田，或至数百千顷”【25】，大致反映了当时豪族田产的规模。
他们在自己的田庄中不仅经营农业，还兼营林、牧、渔、工、商、假贷等副业，因而相当富有。《水经・比水注》引司马彪《续汉书》曰：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26】。这条材料当与上引《后汉书・樊宏传》之文同源于《东观汉记》，而于樊重所营各种副业记载更详。司马迁说过：“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27】樊重能够“财利岁倍”，“赀至巨万”，当主要依靠这些副业。仲长统描述“豪人”的富有时，也说他们“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28】。
秦汉社会以小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29】，父母亡后兄弟分家是通行的做法。如薛包，父母死后，“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30】。樊重“外孙何氏兄弟争财”，或许就是分家时的事。樊梵“悉推财物二千余万与孤兄子”，樊省耙韵雀覆业数百万让孤兄子”，阴庆“推田宅财物悉与（其弟）员、丹”，肯定都是兄弟分家后的事【31】。像樊重那样“三世共财”，则是少见的例外。在这一背景下，“共财”的家庭不可能很大，经济上再富有，人口也不会太多。因此，豪族通常要利用其财富，团结宗族乡里，招引宾客，以突破家庭规模的限制，扩大自己的势力。
宗族不“共财”，当然会有贫富之别。但在血缘纽带的维系下，宗族成员有相互扶助的义务，特别是其中的富人，有依亲疏远近赈赡穷人的责任。《白虎通・宗族》：“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32】这应是当时流行的观念。崔所著反映东汉豪族生活的《四民月令》，有如下规定：
三月，“冬谷或尽，椹麦未熟，乃顺阳布德，振赡穷乏。务施九族，自亲者始。无或蕴财，忍人之穷，无或利名。罄家继富，度入为出，处厥中焉”。
九月，“存问九族孤寡老病不能自存者，分厚彻重，以救其寒”。
十月，“五谷既登，家备储蓄，乃顺时令，敕丧纪。同宗有贫窭久丧不堪葬者，则纠合宗人，共与举之，以亲疏贫富为差，正心平敛，无相逾越，先自竭以率不随”。【33】
上引《樊宏传》载樊重之善行，第一项便是“赈赡宗族”。《后汉书》中类似的记载很多。如卷四十三《朱晖传》：“南阳大饥，米石千余，晖尽散其家资，以分宗里故旧之贫羸者，乡族皆归焉。”卷七十六《童恢传》：“父仲玉，遭世凶荒，倾家赈恤，九族乡里赖全者以百数。”卷六十二《荀淑传》：“产业每增，辄以赡宗族知友。”卷三十一《廉范传》：“广田地，积财粟，悉以赈宗族朋友。”卷三十四《梁统传附子梁竦传》：“长嫂舞阴公主赡给诸梁，亲E有序，特重敬竦，虽衣食器物，必有加异。竦悉分与亲族，自无所服。”卷二十七《宣秉传》：“拜大司徒司直。所得禄奉，辄以收养亲族。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卷三十九《刘般传》：“其收恤九族，行义尤著，时人称之。”富人未必都是大宗或族长，但他们以财富为后盾，以赈赡为手段，通常会成为宗族的领袖【34】。
战国秦汉盛行养客，达官贵人宾客满门。如孟尝君有宾客“三千余人”；淮南王刘安“招至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外戚窦婴“喜宾客……游士宾客争归之”；丞相公孙弘“起客馆，开东阁……故人宾客仰衣食”；东汉诸侯王“争礼四方宾客”【35】。闾里豪族也多有宾客，如“阳翟轻侠赵季、李款多畜宾客”；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宾客放为盗贼”；颍川“郡大姓原、褚宗族横恣，宾客犯为盗贼”【36】。仲长统《昌言》描述“豪人”，有“宾客待见而不敢去，车骑交错而不敢进”及“刺客死士，为之投命”等语，可见豪族养客也是普遍现象【37】。
所谓“宾客”，鱼龙混杂，既有攀附权贵的士大夫，也有尚武行侠的剑客，还有亡命无赖之徒。司马迁说，由于“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好人人薛中盖六万余家”，致使“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班固也说，孟尝君等列国公子，“皆藉王公之势，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38】。苟悦《汉纪》述汉武帝诛大侠郭解事后，概括说“世有三游”，一日游侠，二日游说，三日游行；游侠“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游说“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游行“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继而批评养客者“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39】。这里的“宾客”和“朋友”都指“三游”之类。
有学者认为，两汉之际豪族已开始役使“宾客”从事生产，其证据主要有两条。
一条是西汉后期的。《汉书》卷七十七《孙宝传》：“时帝舅红阳侯（王）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唐长孺认为：“可以理解所占草田即以客垦种。”又出注说：“按本条意义不太明确，也可解释为只是使‘客’向李尚交涉占田。但所占之田，必须有人耕种，似以第一种解释为是。”【40】罗彤华指出：“此种推断尚乏证据佐之，豪强占田也不是必须由客来耕种。”【41】案《汉书》卷九十二《游侠・楼护传》说：“王氏方盛，宾客满门，五侯兄弟争名，其客各有所厚。”同书卷九十八《元后传》说：“红阳侯立父子臧匿奸猾亡命，宾客为群盗，司隶、京兆皆阿纵不举奏正法。”王立派去向李尚交涉占田的“客”，应是这种“宾客”，而不是种地的农民。
另一条是东汉初年的。《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载：“后为郡督邮，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纵之，遂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转游陇汉间。”又载：“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许之。”《水经・河水注》：“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42】杨联解释说，马援“役属着归附的宾客达数百家”【43】。宇都宫清吉也认为，马援所役属的“数百家”就是归附于他的那些“宾客”，而这些宾客都是“小作农民”【44】。唐长孺进一步指出：“马援役属的宾客至少一部分从事畜牧和农业劳动。他们又被称为‘田户’，收获和马援对半分成。显然，马援的宾客是私属，受主人驱使，从事畜牧和农业劳动，作战时又是马援的部曲。”【45】此说被学界广泛接受，影响甚大。但细绎上引史料，这一看法似亦存在误解。
首先，马援的“宾客”应非劳动者。《后汉书・马援列传》李贤注引《续汉书》：“援过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宾，本客天水，父仲又尝为牧师令。是时员（马援兄）为护苑使者，故人宾客皆依援。”天水郡，东汉改称汉阳郡，与陇西郡相邻。牧师令，掌牧苑，据上引《水经注》，“汉牧苑之地”就在汉阳郡西北部的苑川。护苑使者应是监管牧苑的。据此，马援的祖、父、兄都曾在汉阳一带生活和任职，所谓“故人宾客”当指他们旧日的宾客。及马援在北地牧畜，这些宾客又纷纷投入马援门下，并随其转游陇西、汉阳间的苑川一带。《后汉书・马援列传》多次提到这些宾客。除上面引用的两处外，还有：
（马援）常谓宾客曰：“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叹曰：“凡殖货财产，贵其能施赈也，否t守钱虏耳。”乃尽散以班昆弟故旧，身衣羊裘皮绔。
公孙述称帝于蜀……欲授援以封侯大将军位。宾客皆乐留，援晓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平？”因辞归。
帝以玺书劳之，赐牛羊数千头，援尽班诸宾客。 宾客故人，日满其门……傍县尝有报仇者，吏民惊言羌反，百姓奔入城郭。狄道长诣门，请闭城发兵。援时与宾客饮，大笑曰：“烧虏何敢复犯我。晓狄道长归守寺舍，良怖急者，可床下伏。”
（马援子）客卿幼而歧嶷，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
文中的“宾客”、“故旧”、“宾客故人”，显然就是前面提到的“故人宾客”。从这些文字看，马援的宾客应当是由他供养以充当谋士爪牙的，其中可能有人像王立的“客”那样帮他打理畜牧、屯田等事务，但不会亲自为他放牧、种地并缴纳高额地租。
其次，马援大规模经营田牧正是为了供养宾客。因为供养大量宾客需要很高的花费，为此而人不敷出的例子屡见不鲜。如孟尝君因“邑人不足以奉宾客”，不得不放贷取息；公孙弘为供养宾客，“身食一肉，脱粟饭……家无所余”；崔瑗“好宾客，盛修肴膳，单极滋味，不问余产。居常蔬食菜羹而已。家无担石储”【46】。马援也“宾客狠多”，“日满其门”，不仅时常与之饮酒高会，还一再将田牧所得的财产分赠给他们。《太平御览》卷八九四引《东观汉记》：“杜林……与马援乡里，素相亲厚……遣子奉书曰：‘将军内施九族，外有宾客，望恩者多……今送钱五万。’援受之。”可见供养宾客确是马援的一大开销。在此背景下，《马援列传》中“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和“所将宾客猥多，乃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两句，不应理解为马援役使宾客从事生产，而应理解为马援役使其他劳动者从事生产以供养宾客。否则，马援以高额地租对宾客进行剥削，又用剥削所得来供养宾客，无论如何，情理难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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