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几个问题(1)

  来源: 中华文史网

提要:笔者在研究两宋货币史的过程中，对有关宋代货币与当时社会经济关系的几个问题感触颇多，产生了一些粗浅的想法，拟写出来与同好交流，同时求教于大家。一、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拟论证，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二、关于南宋会子的性质。会子自身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它的购买力是来自何方、其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会子是由国家强制发行的，但国家却无法规定它的购买力。会子的信用是靠国家的税收（含变相税收榷卖）来保证的。会子的法偿能力，也主要是通过它的纳税能力和榷买能力来体现的。我们只要深入考察，就会首先发现，铜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会子本位币，其突出表现是，持会子并不能随时随地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或者更准确地讲，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地区，持会子都不能兑到面额标示数量的铜钱。再深入，就会发现，如上所述，会子的价值并不完全是由它所能兑到的铜钱来决定的，而更确切地讲，是由它的纳税能力决定的。在南宋后期，楮币可以离开铜钱而独立存在的趋势一些特殊性。事实表明，中国与西方在历史上走过了二种不同的道路。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我们不得不从西方引进一些先进的理论包括社会理论。在运用这些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轨迹的时候，人们往往忽视中、西之间历史上存在的巨大差异，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套用西方人根据西方情况作出的现成结论，这就难免得出与历史事实不符的结论。笔者以为，近年学术界关于宋代经济的讨论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笔者以为，要正确认识有关宋代的货币问题，就必须首先认清宋代与同时期西方各国相比它的独特的国情。

　　　　一、铜钱的流藏销是由于自身购买力低下

　　在宋代，并存着互相矛盾的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严重的“钱荒”，另一方面是铜钱大量外流、被销熔、被贮藏。以往人们通常讲，是铜钱的流、藏、销造成了“钱荒”。但是，这种解释中存在着毛病，因为它不能回答如下的问题：“钱荒”在北宋仁宗时期即已存在，依照通常的逻辑，钱荒就是钱币缺乏，既然钱币已经缺乏了，为什么在此后的数百年中还要继续外流、被销、被藏，而且愈演愈烈。在已经出现“钱荒”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推动着钱币继续大量地流、销、藏，尽管官方三令五申地严刑禁止（过去有人认为官方禁止仅是虚文，这不符合实际，笔者拟另专文论述）也无法阻止。笔者以为，推动钱币流、销、藏的不是别的，就是铜钱自身购买力的低下。至于宋代的“钱荒”并非一般交换手段的缺乏，而是一种特殊支付手段的缺乏，笔者先已有文论证（《从钱会中半看会子的法偿地位及其影响》，刊《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中晚唐两宋的钱禁与铜禁》，《百科知识》1987年第8期;《关于唐宋时代钱币运行的几个问题》，1984年宋史年会论文,未刊），在此不作重复。

    １、铜贵钱贱

　　宋代铜钱购买力低于自身实际价值、且有越来越严重之趋向，可以从铜贵钱贱的现象长期存在、且愈演愈烈中得到证明。

　　北宋神宗时大臣张方平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乐全集》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到南宋绍兴二十一年，司封员外郎王葆说：“民多销铜钱为器，利率五倍”。（《系年要录》卷一六二）绍兴年间又有人讲：“民以钱十文将铜一两，铸为器皿，可得百五十文。”（《群书考索》后集卷六０《财用・铜钱》）同等重量的铜钱与铜器价值比为一比十五，即熔钱铸器，其利润已达十几倍。此后其比例似稍有回落，但仍长期保持在一比十以上。如庆元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臣僚言：“毁一钱则有十余钱之获，小人嗜利十倍，何所顾藉”。（《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一二七）嘉定年间袁燮知江州上便民疏称：“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竟趋之”。（《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理宗时许月卿撰文称：“金丕销为器，利且十焉”。（《百官箴・都大提点坑冶铸钱》）还有不少类似记载，不便枚举，都说明熔化铜钱制成铜器可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化铜钱制成铜器，固然其间有化铜费用、制模费用等等，卖价可以多于所用铜钱，但增至五倍、十倍，就表明了一定数量的铜钱中所包含的原铜（合金）的市场价格，已经超过了此数量铜钱的市场价格。

　　对于铜与铜钱比价的变化，我们也可以从官方收买民间铜器支价的变化中看到。北宋元佑元年收买民间铜器，每斤支价二百文。（《长编》卷三七五）庆元二年（一说三年）收买民间铜器，每两支价三十文。（《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等）则合每斤支价四百八十文。铜钱一般每贯七百七十文重四斤半至五斤，每斤铜钱约为一百五十四文至一百七十一文，则官方回买一斤铜器的价格（此价格肯定大大小于市场价格）比一斤铜钱的价格要高许多。

　　由于铜贵钱贱，甚至在官方的钱监里也出现了熔化旧钱铸造新钱的情况。如袁燮讲：“自黠吏既渔其利，而场户复济其奸，惮取铜之难，销钱以输之，幸其精炼，无复致诘”。（《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真德秀也讲：“迩年以来，又有冶户毁钱为铜之弊”。（《真西山文忠公集》卷三二《馆职策》。另参《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三之一六六等）熔钱造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了铜钱的价值比它所含的原料的价值还要低。

    ２、铸钱赔本越来越严重

　　与铜贵钱贱的情况相呼应，宋代铸钱赔本的情况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北宋后期，文人杨时算过一笔帐：“今钱一千重六斤，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金鼠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一千。铜自岑水、永兴数千里运至，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禀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赀，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龟山集》卷四《论时事札子》）他计算得不够精确，如他讲的六斤重的是足陌，铸钱并非用纯铜，其中铜的含量少时只有四斤多，其余为铅、锡。而当时官买铜价应已超过百文，而脚乘、薪炭之费、官兵禀给等所估费用偏少，等，但他讲当时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却是事实。到南宋嘉泰间，李心传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铸钱诸监》，讲“今泉司……岁费铸本及起纲縻费，约用二十六万缗，司属之费又约二万缗”，而“比岁所收实不过十五六万缗耳”，且其中十分之八以上铸的是较为省工省料的折二钱。其投入产出比已接近二比一。又与之时间相近，时人陈耆卿在议论铜钱外流问题时说：“夫一金之铸其为费不啻数金，一金之博易为利亦不啻数金；朝廷常以数金之费，而为富商媒数金之利”（《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七三宋宁宗时青田县主簿陈耆卿奏）他讲铸一文铜钱要花费数文本钱，似对投入产出比的估计要更悲观些。至宋理宗宝佑年间，《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一《钱帛》讲：“【铸钱】近岁稍增至十六万【缗】，而铅铜铁炭之所入，官吏兵工杂费之所出，率以本钱三百余万而得十六万。”我们无从知晓这本钱三百多万中铜钱、新会、旧会各占多大比例，但铸钱成本远远大于产出的问题依然如故，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在当时官方垄断矿产资源且可役使廉价劳动的情况下，铸钱仍然成本大于产出，这充分说明铜钱的市场价格（即其购买力）远远低于其自身的实际价值。

    ３、对铜钱购买力的考察

　　关于宋代铜钱的购买力，笔者曾撰《北南宋物价比较研究》（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9,5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通过北宋中期与南宋中期的物价比较，说明了宋代铜钱购买力下降（即物价上涨）的总变化趋势。这里想略作补充的是，南宋后期，尽管楮币泛滥、铜钱奇缺，但是铜钱的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扬。如记载中的粮价：《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糯米每石三贯九百九十文，曲麦每石三贯六百文。吴泳记淳佑元年温州“目今米价每升正是四十见钱，比之台处诸州米价最下”。（《鹤林集》卷二三《与马光祖互奏状》）当时米价多以会子计，我们可以折计铜钱。《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载，淳佑元年庆元府米一石值十七界会四十贯，当时会价十七界每贯约五六十文足铜钱，则米价每石约二贯足至三贯足铜钱。这些记载说明，南宋后期以铜钱计算的粮价比南宋中期并没有下落。关于南宋后期的绢价，记载较少。《宝庆四明志》卷五《叙赋》记，宝庆三年庆元府糸由每匹四贯铜钱。又《越中金石记》卷七《山乘县尹余公道爱碑》载：“亡宋景定四年癸亥，内批：‘以越罕蚕，夏绢壹匹折纳十八界会拾贰贯，永远为例。’故碑具存。时十八贯会壹贯准铜钱贰百五拾文，拾贰贯计铜钱参贯。”成书于淳佑七年的《数书九章》卷一一《折解轻赍》载数学题一道，其中言甲郡绢价每匹二贯文足铜钱、乙郡每匹二贯四百二十文足铜钱（按：原书又载丙郡绢价每匹新会十贯三百文、丁郡每匹旧会五十八贯，折为铜钱，与甲乙二郡接近）。所言虽为假设，当与实情相差不远。这些数据也同南宋中期绢价数据接近。再看银价：吴泳于淳佑末年在广东运使任上《奏宽民五事状》中言及，广东银价比数十年前有明显增加，银的市价已增至每两三贯五百足陌。（《鹤林集》卷二二）李曾伯于宝佑四年上《救蜀楮密奏》言及当时东南银一两价为十七界会子七十五贯，折为铜钱约为三贯七百五十文足，（《可斋续稿》后集卷三）与吴泳所言接近。另包恢上奏言沿海走私贸易，讲用铜钱买蕃舶银，“凡一两止一贯文以上，得之可出息二贯文”，（《敝帚集》卷一《禁铜钱申省状》）则说明当时银价每两也是三贯文。这些数据也说明南宋后期的银价同南宋中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南宋后期人范竣讲：“铸虽乏而物不为贱”，（《香溪集》卷一五《议钱》）即讲铜钱铸得少了，而购买力并没有因此上升。端平、嘉熙间，戴埴在其《鼠璞・楮券源流》中说：“未有楮之时，诸物皆贱，楮愈多则物愈贵，计以实钱，犹增一倍。”他讲端、嘉之时比绍兴末年以前物价增了一倍，即讲从绍兴末年到端、嘉之时铜钱购买力一直呈下落趋势，当非虚语。

    ４、铜钱的流、藏、销是调节铜钱购买力的正常渠道

　　铜钱（此仅指普通小平钱）实际也接近于是一种称量货币，它的市场购买力即它的交换价值主要是由它所包含的原料价值决定的，其次也包含少部分加工费用。它实际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购买力即交换价值也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当它的数量超过市场需求时，它就会贬值；反之，当它的数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它就会升值。本来，它的市场价格也可以通过市场本身得到调节。即当它的数量供过于求时，它应当有一部分退出市场，可以作为贮藏手段被贮藏，也以原铜等形式转变为铜器，可以退出国内市场而转向国外市场，而这恰好要表现为铜钱的流、藏、销。换言之，铜钱的流、藏、销不过是市场调节铜钱价格的正常渠道。而宋朝却把这些看成是钱荒的原因来加以禁止，破坏和妨碍了市场调节作用的正常发挥，结果使铜钱市场价格低于实际价值的情况长期不能扭转。非但如此，官方在铜钱已经供过于求的情况下还努力铸造新钱，这就造成流、藏、销的推动力更加增强。于是，就出现了官方越是禁止，流、藏、销现象越严重的反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