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社會與中華文明(2)

  來源: 中國經濟網

三、宋朝社會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
  
　　研究中國古代史和中國文化史的學者，素來對宋朝的研究比較重視，這是因爲：
　　第一，宋朝歷史內容豐富。
　　第二，有關宋朝歷史的第一手文字資料很多，史料價值高。據今人統計，現存宋人著作有4855種、現存宋人文集有741家。
　　第三，宋朝社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轉折時期，封建社會諸因素髮展成熟，也在一些方面孕育著中國近代社會的因素。
　　就已有研究而言，一般對上述第一、第二兩項特別重視，這是應該的，也符合實際。正因爲如此，歷來許多學者對元朝時修纂的【宋史】不滿意，認爲不足以全面地如實地反映宋朝歷史，要求加以重修，即所謂『昔人多有欲重修者』。自元末的周以立，到明代的嚴嵩、王洙、柯維騏、王惟儉、錢士升、湯顯祖，到清代的陳黃中、顧炎武、朱彝尊、全祖望、杭世駿、邵晉涵、章學誠、陸心源，到民國時期的劉咸裕以致到新中國建立以後的上海師大古籍所，都有重修宋史的打算。但多數未能實現，有幾部成書之作均爲學者認爲很不理想，只有個別書如【宋史翼】可稍補【宋史】之闕。
　　學者之所以打算重修【宋史】，一是認爲【宋史】成書匆促，內容雜亂，考訂欠精；二是內容不全面，不足以反映一代之巨變。事實正是這樣，自唐中葉以來社會開始的變化，至宋朝社會其變化或已完成或至爲明顯。根據已有研究成果，列舉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方面
　　田制：均田制徹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漸發展，到了宋朝已成爲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與此同時，租佃制也普遍發展。這種情況，直到清朝末年。
　　賦役：租庸調製度廢除，唐德宗時行『兩稅法』。宋朝繼續施行並加以改進，是爲『二稅』。取明代中後期，演變爲『一條鞭』法，直到清代前期的『地丁制』。
　　商品經濟：城鎮有了發展，一些城鎮的功能由軍事要邑發展爲工商業城邑。由於商品經濟的相對發展，北宋前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隨之推廣，又有『會子』、『關子』等，對後世的幣制影響很大。
　　資本主義萌芽。關於宋代是否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問題，學界所論不一，或認爲沒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爲已有較明顯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爲已有微弱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認爲已有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社會條件，但受到戰爭等方面的影響，而未能萌芽或有微弱萌芽即被遏制。我是同意最後一種看法的。
　　　　（二）社會結構方面
　　統治基礎：由士族地主爲主變化爲以大官僚、大地主爲主。勞動者的人身依附關係，因租佃制的發展而相對鬆弛。
　　　　（三）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體制，變化爲皇帝、官僚、地主政治體制。
　　宰相制度：極爲分化和削弱宰相事權。到了明代，遂不設宰相而設『內閣』。清代仍之，更發展爲『軍機處』議國政。
　　兵制：由府兵制變化爲募兵制，一直到清代。
　　地方行政區劃：唐代設『道』，是一種軍事節度區劃。宋朝因之，設『路』。先是中央王朝的派出機構，進而發展爲一級行政機構。到了元代，遂正式設『行省』。
　　　　（四）農民起義方面
　　秦朝末年陳勝、吳廣起義，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心聲，唐末黃巢大起義高出『均平大將軍』的旗幟，反映出廣大起義者爭取人身平等的要求。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順起義，則提出『均貧富』主張，第一次明確地要求經濟上的平均；南宋初年的鐘相、楊麼起義，更提出『等貴賤，均貧富』的要求，從而把中國古代的農民起義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此後，發展到明末李自成起義提出的『均田免糧』主張、太平天國起義擬制的【天朝田畝制度】。從這些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末代農民起義的歷史地位。
　　　　（五）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運動的完成、儒學的復興、理學的產生、宋詞的興起，都是中唐以來學術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也對後世很大影響。
　　方志學的形成，金石學的興起，話本的產生與發展，都是中唐以來學術文化發展變化的結果，都對後世在學術文化上開闢了新的方面。
　　以上所舉的例子，都是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特別是近幾十年來中國學者研究的成果。這表明，學者重視宋朝歷史研究，不僅是它的內容豐富、所存歷史資料甚多，而且還因爲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具有巨大發展變化的轉折時期，有不少在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方面。但是，對它含有的近代社會的某些因素總的來說注意不夠。
過去，也有學者對宋朝社會中的近代社會因素作過論析，如梁啓超【王安石評傳】（世界書局1933年版）中，把青苗法比作勸業銀行，市易法比作商業銀行，認爲王安石的變法措施，『其良法美意……至今東西諸國行而有效者』。柯昌頤【王安石評傳】（商務印書館1933年版）也認爲，免役法『完全有「解放人民生活之桎梏」及「打破社會因襲之階級」兩種精義，由今之說，即「救濟被壓迫者」及「打倒封建權力」也。』此外，胡適、林語堂的著作也有類似的論見。當然，這些意見還需要進一步研討，但它表明我國的一些學者早就注意到宋朝社會中的近代因素。新中國建立以後，這種研究有了明顯發展，諸如歷史分期、土地所有制、歷史發展動力、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等問題的討論，都有一些學者涉足宋朝社會中近代因素的探析，這種研究還在繼續並向縱深發展。其中，也包括香港和台灣地區的學者所做的許多工作。
下面，談談世界範圍學者們對宋朝社會的歷史地位和認識。
  
　　日本學者素來重視中國古代史研究，取得了許多成果。在宋朝歷史的研究上，京都大學有很大影響。該校內藤湖南教授（1866―1934）把中國歷史分作三期，即：古代，從上古到漢；中世，從魏晉到唐末；近世，宋以後。他認爲，唐―宋是中國由中古到近世的一個大轉折。此後，宮崎審定、桑原\藏、佐伯富、梅原郁等教授都對宋朝歷史作了許多研究。在歷史分期上，宮崎審定教授則發展了其師內藤湖南教授的主張，除了內藤湖南教授所分的三個時期外，他把民國以後劃爲『最近世』，並且明確地認爲：宋元明清屬於『近世』，亦相當於歐洲從文藝復興到產業革命這段歷史時期，豈止有資本主義萌芽，要比資本主義萌芽進步得多。
　　日本學者的上述分期的觀點，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美國在1975年出版了【中國宋朝的危機和昌盛】論文集，在該書的『導言』中寫道：『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這三個世紀，即所謂唐、宋過渡時期，這點現在已幾乎成爲自明之理。』英國也有類似的觀點，如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的模式】一書，就把中國歷史分爲三個時期，即：早期帝國（從秦到漢）、中期帝國（唐）、晚期帝國（北宋到清）。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國際宋史研究的大合作，即『宋史研究計劃』（『宋史計劃』、『宋計劃』）。這個計劃的主持人是埃狄納・巴拉茲（1905―1963），他的漢名叫白樂日，是匈牙利裔的法國漢學家，法國國立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早在1947年，巴拉茲就草擬過一份宋史研究計劃。1954年9月， 他在英國達勒姆舉行的第七屆國際青年漢學家大會上，倡議進行國際合作， 發起編纂一部【宋史手冊】，以爲外國人研究中國宋史提供方便。1955年3月，巴拉茲在法國高等研究院研究社會經濟的第六部工作， 並主持中國史研究，他正式提出一份國際協作研究宋史的具體方案，定名【宋史手冊編寫計劃】（通稱『宋史計劃』或『宋計劃』）。
　　這個計劃在國際上得到許多學者響應，包括法國、西德、日本、匈牙利、美國、加拿大以及台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幾十位學者，其中以日本學者的陣容最強。
　　1963年11月，巴拉茲逝世。學者們的研究繼續進行，於1978年大致完成，歷時24年（1954―1978年）。這一期間，獲得了不少研究成果，翻譯了一些有關宋代的資料，撰寫了一些有關宋代的研究論文，出版了有關宋代的地圖、大事記、人物年錄、辭典、書錄等，著名者如【宋史研究參考資料】（又名【宋史研究叢書】）、【紀念巴拉茲宋史研究叢書】、【宋代傳記辭典】、【宋代書錄】等。
　　應該說，這是對中國宋史研究的一次大規模的較長期的國際合作。它的研究成果，雖然許多是工具性的或資料性的，但也不乏研究性的，不僅給人們（特別是外國人）研究中國宋史提供了方便，也在一些問題上促進了研究的深入發展。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國際性的學術合作，反映出國外研究中國史的學者們對宋史的重視和所作出的努力。
　　爲什麼巴拉茲要發起『宋史計劃』呢？爲什麼會進行這次宋史研究的國際合作呢？這是基於巴拉茲及參與合作的學者對中國宋史的歷史地位的認識。巴拉茲認爲：第一，宋代的公私文獻豐富，既有數量，又有質量。第二，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展成熟，而近代中國以前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第三，研究中國封建社會中承上啟下的各種問題，宋代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可見，這些學者明確地認爲，宋朝在中國封建社會中處於承上啟下的地位，它不僅對於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各種轉折性問題具有決定性意義，而且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社會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正因爲如此，他們把宋代作爲中國近世社會的開端。
　　當然，在歷史分期上，我國學者與上述學者有不同的意見，可以繼續進行研討。但是，對於宋代在中國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在認識上則是基本一致。這次國際合作的『宋史計劃』，對於促進中國宋史的研究起了積極作用。
　　新中國建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宋史研究蓬勃發展。全國已形成一些宋史研究和研究生培養基地。1980年建立了中國宋史研究會，已舉行年會七次，每次年會出版一本論文集，現有會員近 300人。每年都有不少有關宋史研究的論文和著作正式出版。中國大陸與台、港地區宋史學者之間的學術合作增多，宋史研究的國際交流也更頻繁。宋史研究愈益向縱深發展。
　　今天中國的文化建設是歷史上中國文化的繼續與發展，而且是深深地植根於中國古代文化的。在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史上『造極於趙宋』，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化發展的高峰，而且具有承上啟下的地位。因此，我們在進一步加強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中，要對宋朝研究有足夠的認識和相應的行動。
    我們希望有志於研究中國古代史、中國文化史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青年學人，對宋代社會的研究具有濃厚的興趣，儘可能在這方面下功夫，促使我國學術界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更全面、更系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更準確、更深入，更有力、更有效地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使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更加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