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2)

  来源: 中国读史网

宋政府的粮食消费主要集中在京师和沿边。北宋定都汴京，财赋物资仰给于东南漕运，漕粮占其大宗。漕粮的来源有二税征敛，也有市籴购买。故文献中谈到漕粮的构成，往往“租、籴”并列。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漕粮的籴买量逐步扩大。宋仁宗天圣四年（1026），“三司言：荆湖江淮南四路州军，米价每斗或七十至百文足，多言和籴场紧急，欲得籴及万数，应副上供。伏睹咸平、景德年中，上供斛斗不过四百五十万，比至近年六百五十万。乞于逐年上供数内酌中取一年为定额。诏三司，于上件年额船般斛斗六百万硕上供数内，权减五〔十〕万硕，起自天圣五年后，每年以五百五十万硕为额，不得别致亏欠。从之”[6]（《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12）。天圣初年的漕粮上供量比真宗咸平、景德年间增加了200万石，可以认为多数是靠籴买获得的。宋政府在东南大量市籴漕粮，甚至引起当地粮价上涨，使朝廷不得不削减上供额。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说：“江淮诸路，岁以馈粮，于租赋之外，复又入籴，两浙一路七十万石，以东南数路计之，不下三二百万石”〔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如果东南的漕粮岁额以550万石计，则购买所得的二三百万石已占到了1/2左右。王安石变法期间推行均输法，漕粮购买的比重更加增大[8]。

    北宋为抵御辽夏，在河北、河东、陕西沿边三路地区屯驻重兵，其数量经常保持在全国军队的40%左右。三路军需粮草的供应渠道是当地赋税和购买，而以购买为主。宋仁宗景佑元年（1034），三司使程琳奏：“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余悉仰给京师”[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此时，河北方面早已与辽国和好罢兵，陕西方面与西夏的战争也处于间歇期，而河北军需的7/10、陕西的1/2已靠购买解决。康定年间，爆发了更激烈的宋夏战争，朝廷调兵遣将增援前线，全军的半数左右集聚三路沿边，粮草购买随之剧增Ｇ炖七年?047），三司使张方平说：“勘会陕西用兵以来，内外所增置禁军八百六十余指挥，约四十有余万人。……本道财赋支赡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给还钱帛。……比岁以来，三路入中粮草，度支给还价钱，常至一千万贯上下”[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1）。此后，沿边地区的购买粮草有增无减。河北“并边十一州军，岁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岁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4）。则河北的购买量占了供应量的90%以上。河东“十三州，二税三十九万二千余硕，和籴八十二万四千余石，……本路恃为边储，理不可阙”[6]（《宋会要辑稿》食货39之28）。则河东的购买之数比赋税所得多二倍有余。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购买已经成为宋政府消费需求的主要供应方式。虽然宋政府的购买活动存在许多弊端，强制性的不等价交换十分普遍和严重，有些甚至逐步蜕变成了分文不给的赋税征敛。但就总体而言，多数毕竟没有完全变成赋税，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交换买卖的形式。

    二、 宋朝的政府购买制度

    随着政府购买的发展，宋朝形成了一整套制度化的管理办法。

    1、 设立了一系列职司购买的政府机构，形成了较完整的购买决策执行体系。

    三司是负责中央政府购买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其度支，“凡上供有额，封桩有数，科买有期，皆掌之”。又有仓部，“参掌国之仓庾储积及其受给之事。凡诸路收籴折纳，以时举行”。杂卖务隶属于三司、后归太府寺管辖，创设于太平兴国四年（979），是设在京师的购买执行机构，“掌和市百物，凡宫禁、官府所需，以时供纳”[9]（《宋史・职官志》）。杂买务据说是为了纠正唐代宫市强买掠夺之弊而专门设立的。宋真宗就说：“国朝监唐世宫市之患，特置此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且防扰人”。尽管杂买务事实上也不免存在着唐代宫市那样的低价强买强卖，连宋真宗都承认它“近岁，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其扰人亦甚矣”，因而“诏杂买务，自今凡宫禁所市物，皆给实直，其非所阙者，毋得市”[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但杂买务毕竟剥夺了过去由宦官操纵的宫廷购物权，使之变成了政府的一项职能，对于抑制曾经肆无忌惮的宫市之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为了加强对北部沿边购买军需粮草的管理并便于就地办理市籴业务，北宋分别在河北和陕西设立了中央派出的购买机构――提举河北籴便司和提举制置解盐司，前者专“掌籴便刍粟以供边储之用”，后者“掌盐泽之禁令，使民入粟塞下，予钞给盐，以足民用而实边备”[1]（《文献通考・职官》十六）。朝廷在东南地区的购买事务主要由主管漕运的发运使司负责。各路的转运司、州县等政府机构，也都有从事购买的行政职责。

    太平兴国八年（983），“诏内外诸司库务及内东门诸处造作，如官库内有物，不得更下行收市。应要物，委三司职官常预计度；若急需物色，官库内无，即于出产处收市；若不及，即从三司下杂买务收买，即不得直行行铺。如违，许诸色人陈告，监官核罪严断”[6]（《宋会要辑稿》食货55之15）。“凡中都岁用百货，三司视库务所积丰约下其数诸路，诸路度风土所宜及民产厚薄而率买，谓之科率。诸路用度非素蓄者，亦科率于民”[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大致中央政府需要购买的各项物资，都是由三司根据诸司库务的储备情况，预先确定采购种类和数量，将购买任务下达给诸路（或京师的杂买务），诸路再根据本地区物产特点将朝廷指令进一步分解，由所属州县执行。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了较完整的采购网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