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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读史网 在这个决策体系中，存在着三组互相关联：皇权与内阁，皇权与司礼监，内阁与司礼监，皇权是核心，是内阁、司礼监权力的授予者、监察者、调控者。内阁和司礼监在职能上既相互协作又相互颉颃、制衡。严格说来,司礼监的批红只能“遵照阁中票来字样,用石朱笔楷书批之”[7]。但个人能力所限使皇帝不可能对所有章奏一一尽览,对票拟的审覆权很大程度上已归之司礼监。而内阁若认为司礼监批红不当,也可执奏力争,甚至拒不票旨,此类事情在明朝历史上时有发生。协作也罢制衡也罢，这两者无论哪一个要想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主要官员都必须千方百计争取皇帝的信任和支持，谁取得更多的信任和支持，谁就会在这个监阁体制中占据优势地位，压倒另一方。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由于皇帝自身素质及外在政治环境等诸种因素的影响,皇帝不可能对司礼监和内阁寄予完全平等的信任,皇帝总是向其中一方相对倾斜。这种倾斜成为相权在司礼监和内阁间游移的原动力与根本原因。对此,明人凌翰有过一番真切的议论:
“天子早朝宴退,日御便殿则天下之权在公孤。一或晏安是怀,相臣不得睹其面,则天下之权在阉官。盖公孤虚侍君侧,累日积月,朝钟不鸣,章疏之入,司礼监、文书房则主之,可否时出于内批,公孤不得而与矣。”[8]
在监阁体制确立之初,皇权的这种相对倾斜就已表现出来。宣宗虽积极培植宦官势力以牵制阁权膨升,并确立了司礼监与内阁“对柄机要”[9]的合法地位。但在政务处理上还是寄予内阁比司礼监更高的信任,“日临群臣,躬揽庶政,故与公孤亲”,而相权亦“在公孤”[10]。司礼监对国是决断的影响力明显居于内阁之下。
三、从后世监阁消长看监阁体制的实质及发展演变规律
1435年宣宗死，其子朱祁镇以9岁冲龄即位,由太皇太后代行皇权，依旧向内阁倾斜,“朝廷大事皆自三公(指内阁三杨)处分”[11]。司礼太监王振几次欲侵扰阁权,都被太皇太后严厉制止了[12]。然而,与司礼监争夺幼帝斗争的失败,使皇权日渐向司礼监倾斜。英宗亲政后,王振恃帝宠而尽夺阁权,使“内阁权一归振”[13],成为明代第一位权宦。相权也随着皇权的倾斜由内阁游移到了司礼监。
景帝以王振之祸为戒,毅然归政内阁。英宗复辟后,宦官势力有所抬头,但司礼监并未取得实质性权力,皇权总的来说还是倾向于内阁。这一方面是由于复位后的英宗确有图治之心,“每得章奏,无不亲阅”[14],遇到难决之事也主要与阁臣商议,对内阁的信任明显高于司礼监。另一方面,因“夺门”之功而深受皇帝宠幸的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为防止司礼监同他们争权,也极力主张英宗“凡事与二学士(指徐有贞、李贤)商议而行”[15],成为内阁的支持者,进一步加深了皇权对内阁的信任。曹、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徐有贞是依附他们靠“夺门”之功得以入阁,李贤则是由石亨荐举入阁的。因此,他们认为只要操纵了内阁就可以独揽大权。可见此时的相权仍定位于内阁。之后,曹、石集团与徐、李的争权,实质是争夺内阁相权的斗争,而不是相权归属之争,这也是天顺初年阁臣更迭频繁的重要原因。曹、石败没后,君臣关系的融洽,使以李贤为首的内阁权力大大加强,“大权始集,……赫然真相矣”[16]。
宪宗在位二十三年,几乎是拒阁臣于门外,“凡四方章奏,不召内阁大臣裁决,惟付之左右内臣而已”[17]。帝恩的内移使司礼监再度重操相权,内阁成为陪衬,以至当时就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18]。孝宗即位后,依重阁臣力图求治,相权也随着皇权的倾斜由司礼监移回内阁,并于君臣际合中造就了如李东阳、刘健、谢迁那样的“贤相”[19]。就连后来的权阉刘瑾也认为“弘治年间,朝权俱为内阁文臣所掌,朝廷(指皇帝)虚名而已”[20]。这固然是他为激怒武宗而进的讦言,但多少也反映了孝宗时内阁权盛的事实。明武宗也正是在此讦言的诱引下,衍生出“天下事岂内官专坏之?内阁坏事者十常六七”[21]的意念,终使相权在皇权的倾斜下又由内阁移至司礼监。于是,“辅臣失参赞之权,近习(指宦官)启干政之渐”,“裁决之权尽归近习”[22]。司礼监在事实上已取代内阁为相了。即便刘瑾败没后,皇帝对宦官的倾心,使“政权仍在内臣。魏彬掌司礼监大印,决大政”[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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