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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网论坛 终明一代，北元“蒙古内部均没有货币。蒙古人在朝贡互市所得银两，就在当地购买诸生活用品。即使有所剩余，则携回“铸佛或铸浮屠”。而与元代一样，明朝也全力为它发行的纸币--“宝钞”能为老百姓所接受而斗争，但结果一开始就很不理想，明朝初期，皇帝只能把宝钞发给来朝贡的外国使团作礼物用，或者发给官员作额外的奖励，前者没见过这么精美的印刷品，故而尚把宝钞当宝贝，后者大概只是把它当奖状用。
明政府其实只能采用两个办法来解决货币信用问题，一个办法就是建设收支平衡的国家财政制度。即推行宝钞、严格钞法，打击商人以银垄断市场的行为，禁止民间用银。同时必须整理财政，整理税收，努力使得官方认定的货币--也就是宝钞的发行，可以建立在国家切实的财政能力的基础上。
而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开中法”式的，即将货币短缺的解决，委之于让商人乃至外贸商人组织市场，组织社会；而国家则从组织社会中全盘退出。这也就是我们明朝的祖宗所谓“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妙方。但是这样做，国家就势必要把经济命脉委之于商人，特别是那些可以垄断进出口的外贸巨商，其理由无他，无非就是因为巨商们手里掌握着大量的进口货币，而且，它还终于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一国经济依赖于货币商人、甚至国外的金融业，变得不可避免。因而，所谓“国家财政”，就是指通过建立准确的国家财政税收计算和预算，来确立起国家信用，如此，国家就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来掌握和调控经济，这乃是立国之本。相反，如果国家没有准确的财政制度和财政调控能力，甚至没有发行自主货币的能力，而把货币供应全然委之于外贸商人甚至外国货币市场，那么也就自然丧失了对于经济根本上的控制力量，从而也丧失了对于商人阶级和他们所垄断的市场的干预力量，其最终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衰落、生产者受盘剥而日益贫困，而独有买办商人得利而暴富。
张居正赶上世界史的大机遇
非常可惜的是：明代所实行的政策，总起来说是走了后一条路，由于国家所面对的是千百万零散的、无组织小农，这样就根本没有可能通过建立准确的财政计算来合理地发行信用，于是导致了“宝钞”的失败，而一旦国家转而把货币供应委之于商人，国家就不能不制订一系列倚重于商的政策，其中“一条鞭法”则是最典型的明帝国内部商人阶级与国家、社会力量大博弈的产物，而一条鞭法之所以成为张居正所说的“势所必然、势所必行”，这就是由于随着经济的发展、贸易的扩大，固有的货币短缺与市场不断扩大的矛盾日益突出，商人私自出口货币和窖藏货币的现象愈发严重，而国家整理财政和调控经济的努力，又一直受到基层社会毫无组织能力的限制，一旦大规模的进口白银成为可能之时，海上贸易线路自然要为之改变，朝贡体系即不能维持，上述这些内外条件综合起来，国家也就只能向世界货币市场和国内掌握着大量白银货币的商人妥协了。万历年间一条鞭法的强力推行，在这个意义上，也确实如张居正所说是必然的。--尽管这是一个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受损，而唯独使得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利的政策。或者说，一旦国家将货币的来源、甚至财政的主要来源委之于商人和海外金融业，那么生产者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的损害，国家控制货币和经济的能力终将荡然无存，社会的整合能力则必然下降。
明代对于商人、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商人之重视，乃是由于国家希望通过引进白银来解决财政问题，它鼓励了商业的发展和对外贸易，但是，这却是以国家丧失货币主权，从而丧失社会整合能力为代价的。对于这种“重商主义”政策的两面性，有学者这样指出：
早在10年前，我们已将郑和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试图从郑和远航与明中叶社会关系的变迁来考察其历史作用。一言以蔽之，郑和下西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两极效应，我们尝试从6个方面论证：朝贡贸易的衰落与私人海外贸易的兴起；官营手工业的衰落与民间手工业的兴起；大明宝钞的衰落与“朝野皆用银”的兴起；社会整合程度的下降与海外移民热潮的兴起；正统理学(重农抑商)的没落与新思想的兴起。
最近几年我们进行的白银货币研究进一步表明，明代社会的变迁，白银货币化的加速，自下而上到自上而下的转折点，就发生在成化、弘治年间，而这也是私人海外贸易兴盛的时期。郑和下西洋开始后，大量胡椒、苏木的输入“充溢库市”，明朝以此折饷折俸，特别是折合成文武官员、军士人等的俸禄，一直到成化7年(1471年)才用完，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朝廷以外货来作为货币代用品，以解救钞法败坏的危机和货币政策的失败，时人的评价是“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因此，朝廷内部开海禁的建议也直达宫廷。伴随着白银的货币化，市场不断扩大，而日本和美洲白银的大开发，与明朝经济社会形成互相促进的作用。由于国内不断增加的白银巨大需求，拉动了白银的大量流入，最终把中国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中国经济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引文中指出：恰恰是明朝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由于大明宝钞的失败、钞法的败坏造成的财政危机，才导致了“朝野皆用银”。这样的说法，确实是很有见识的。明朝货币信用的问题之最终得以解决，靠的不是造就一个可以为自己的经济发展“供血”的心脏，而是不断靠外部的货币“输血”来实现的。而大量西班牙美洲货币的引进，则使得本来已经混乱的币制变得更加混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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