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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华文史网 五、中国古代国家起源机制的研究
以上对文明起源过程与途径研究的评述，因主要着眼于文明的政治社会层面，即着眼于社会形态的推移，所以，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过程与途径研究的评述。与过程及途径相关联的，还有起源的机制问题。
关于国家起源的机制，国外的学术界曾有过内部冲突论、外部冲突论（战争论、征服论）、融合论、宗教管理论、贸易论等形形色色的观点[86]。在国内，传统性的看法认为，国家及其强制性的权力机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最初的统治与支配机构，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冲突而发展起来的，是统治阶级压制被统治阶级的机器。这些观点基本属于内部冲突论。从阶层阶级分化的角度讲，它是对的，但并不全面。我们知道，国家中处于支配和管理阶层的人们确亦是在阶级分化和等级结构中位于最上层的人们，作为国家的管理与支配的机构，亦确实对内发挥着保护已有的等级、阶级秩序和上层阶级的既得利益的作用。但是，早期国家中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除了以阶层和阶级分化为社会基础外，它同时还是借助于一系列社会公众性极强的事物发展起来的，这些事物包括举行全社会范围的庞大的祭祀活动和宗教礼仪、进行战争防御和扩张、兴建种种社会工程，等等。所以，尽管强制性公共权力的产生以社会不平等为前提，但它依然是一个合理的运动过程，是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问世的。基于这些考虑，笔者曾提出在阶层或阶级存在的前提下，宗教祭祀和战争冲撞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都发挥过直接的促进作用，并就王权的三个来源与组成DD宗教祭祀权、军事指挥权、族权，进行了论述[87]。最近，王巍先生也认为，原始宗教与祭祀在王权与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88]。
在宗教祭祀方面，我们无论是从先秦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传统观念、商代的神权政治的情形，还是从河南临汝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图、濮阳西水坡的龙虎人组合图、红山文化中规模庞大的宗教祭祀遗迹、陶寺遗址出土的龙盘等、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人神兽以及祭祀遗迹等，都可以说明宗教祭祀在上古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地位、对权力集中和神圣化的作用、对社会分层DD宗祝卜史之类巫祭司阶层亦即管理阶层形成的作用。
而关于战争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作用，也是表现在多个方面的。首先，战争使得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纳贡宾服关系，从而打破了原始社会中部落与部落之间原有的平等关系。其次，战争使战胜者内部产生一个军功贵族阶层，同时这也是奴隶的来源之一。特别是“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的战争，它带来战俘奴隶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战争不但改变了原有的部族间的秩序，也改变了战胜者内部的阶级结构。再其次，战争也促成了王权的形成。过去形象地说战争是国家诞生的“催生婆”，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也有学者在谈到由所谓“五帝”时的酋邦向夏王国过渡时，认为酋邦社会具有突出的稳定性，它并非一定要过渡到早期国家，中原地区夏王国的建立是由于这一地区在领土观念的产生和国家意识的创制方面表现出独特的政治智慧的缘故[89]。这或许可称为“政治智慧论”。还有认为，部落演变为酋邦有两条途径，在没有外来暴力干涉的情况下部落可以因人口增殖自然地发展为酋邦，这类酋邦具有非过渡性，良渚酋邦即这类酋邦地典型。但在多数情况下酋邦是在部落冲突中由若干不同血缘的部落聚合而成的，黄帝酋邦即这类酋邦的典型。黄河下游地区夷夏两族的冲突从黄帝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正是在这场冲突中夏禹酋邦升华为国家[90]。这是彻底的战争冲突论。上述这两论，也可以看作是传统的阶级冲突论之外的一种尝试。
国家起源的机制问题是与国家形成的途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重要课题，目前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有点薄弱。这一问题还可以分解成一些更具体的问题，诸如史前权力是如何集中的？它的凝聚力是什么？如何演进的？演变的动因是什么？国家之前的以神权为特点的权力系统是如何在神权中加进去强制性因素而变为国家时期带有强制作用的神权政治（例如商代）的？等等。在这里，除了必要的理论建构和分析外，更需要专题性的具体研究或称个案研究。例如，有学者在对史前古城功能的辨析中指出，首先应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具体辨析清楚不同地域不同的古城究竟是以军事防御（防人）为目的，还是以防洪为目的？如果古城功能是军事防御，那么该社会复杂化的动力主要来自战争对社会组织复杂化、人口的聚集、权力的集中等方面的刺激作用，最终战争可能将该文化的政体推向国家，即可采用“冲突论”的分析。而防洪功能的古城，属于洪水控制体系，其营建与维护都需要权力机构的管理，同样可以推动该文化社会复杂化，最终也可通过承担对全社会进行管理和协调的政府职能而进入国家社会，即可采用“融合论”的分析[91]。对此，还可以略为补充的是，也许有的古城起因于防洪，进而也防人，或者一开始就既防洪也防人，情况很可能错综复杂，这些都需要具体研究，甄别对待。而对于城垣的研究，也只是相关研究中的一个侧面而已。总之，研究愈深入，亦愈感问题的复杂，由事实出发，既总结出各地区在发展演化中所表现出的共性问题，也注意各地区发展、衰落、消长的具体动因、具体机制，将会成为一种研究趋势。
综上所述，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多彩的，而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进行又不时地对中国文明起源提出一些新课题，这对每个研究者来说，既令人鼓舞，亦任重而道远。以上只是笔者对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或为基本的，或为学界比较关注的、倾注过力量的，或仅为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课题的研究，进行了评析、反思，以期取得研究新起点。但由于学力有限，或信息不全，评析不当或挂一漏万，亦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注释：
[1]“加上说”原出于日本江户时代大阪町人学者富永仲基的《出定后语》一书，这是日本著名佛学史研究著作，出版于1744年。“出定”，佛语，指僧人禅定结束后走出坐禅场。此书在研究原始佛教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指出：佛教的前身婆罗门教是主张从地上的苦界中摆脱出来而转入天国的思想的，所以天国是一个相对于地上人间的理想王国，这个“天”原来只有一个，但后起的婆罗门新宗派，为了胜过旧有的宗派，把自己宗教中的天国放在原有宗教的天国之上，认为新宗教的崇拜者可以转世到比原来的天国更新更好的天国中去，这样，“天”上便重叠了一重“天”。后来不断出现的新宗教，都这样不断地往原有的“天”上叠加“天”，终至于婆罗门教的天国有二十八重、三十三重之多。富永仲基把这种现象称为宗教起源上的“加上原则”。富永仲基的这一“加上说”是通过内藤湖南的推崇而影响于日本的汉学界的。内藤湖南早年热心于日本佛教人物和典籍研究，十分崇拜富永仲基的学说。1925年内藤作《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之讲演，首次较全面地介绍了富永其人其学，其中有专节述及“加上说”。他称赞“加上说”是“非常伟大的学说”，是“一种从思想的积累上来思考问题、根据思想的发展来发现历史的前后的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没有历史纪录的时代的历史，是再好不过的方法”。而且，内藤还介绍了富永在汉学研究中对这一方法的运用，他概括富永的观点是：“孔子生时，正值春秋五霸鼎盛时期，齐桓晋文为当时最强大的霸主。在此霸者极盛之时，孔子鉴于当时人人尊霸的现象，便在此上‘加上’，倡言文武，于是周文王、周武王之说出。孔子之后，墨家兴起，墨家在文武之上更说尧舜，此后又有杨朱在此之上又说黄帝，再后《孟子》书中的许行又在此之上说神农。这就是支那史上的加上说”（内藤湖南：《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内藤湖南全集》第9卷，筑摩书房，1970年）。
可见，日本富永仲基的“加上说”与中国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很相似的。但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说”的提出并非受内藤湖南的影响。因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在1923年5 月《努力周刊》增刊《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正式提出的，它比内藤湖南1925年所作的《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之讲演要早二年。“加上说”和“层累地造成说”是日中两国学者分别独立得出的。（以上参见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DD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
[2]贝冢茂树：《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序论》，东京弘文堂，1946年初版；中央公论社，1986年再版。
[3]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年。
[4]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79～100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5]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杨升南、马季凡《1997年的先秦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一文对此概括为“中国文明起源途径的聚落‘三形态演进’说”。
[6]王巍：《谈谈文明与国家概念的异同》；彭邦炯：《对“文明”的一点看法》，两篇均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2001年8举办的“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提要。
[7]王巍：《谈谈文明与国家的异同》，同上。
[8]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80～96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9]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DD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
[10]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3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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