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次男的《金史研究》

  : 李　庆

　　三上次男的《金史研究》（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70―1972）三卷，是他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前后近四十年研究的结晶，反映了日本学界对金代历史研究的主要状况。在此略作评介，或可供学者参考。关于三上次男先生的生平事迹，拙著《日本汉学史》第三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中稍有介绍，可以参见，不赘。
　　日本近代对金朝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三上的三卷书，和三个时期正相对应。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以满鲜研究为背景的金史研究。
　　这一时期研究的目的和背景，自然和当时日本政府整个侵略中国并经营我国东北地区的国家战略有关。有的学者已经指出过，这是正确的。刘浦江《辽金史论》自序中说：“据我看来，直到今天，中国辽金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没有超过战前日本学者曾经达到的那种高度。”据说，有学者对此看法提出了批评，认为不能把日本学者怀有政治企图的研究成果作为立志要赶超的目标。
　　三上这一时期研究的着眼点，是女真族的社会组织，从社会史角度进行了研究。他早期受教于东京大学的池内宏，到中国东北，主要进行该地区的民族调查。他注意到金朝的社会组织具有两重性，在1937年出版了后来作为《金史研究》第一部的《女真社会的研究》。这部书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关于女真的起源，关于猛安谋克的研究。
　　（二）战后，以魏特夫（Wettforgel，1896－）的“征服王朝”理论为背景，重点从女真族研究转向历史王朝的研究。
　　三上说，他主要是通过对女真势力和其他诸民族的关系，对金朝政治体制――包括中央机关，地方政权，还有外地（即新占领的地区）关系的研究，来探讨“征服国家，同时也是复合国家的金国的政治性质和社会动向，女真人和其他诸民族的政治、社会关系”。由此可以看到他研究的社会理论背景。
　　三上《金史研究》的第二部，就是对金朝政治制度的专门研究，军队制度和官制的研究成为重点，包括对早期的勃极烈、对吸收唐宋官制建立的三省制以及后来以“尚书省”为中心的中央政府的详细考证。他还对金朝的御史台进行了探讨，研究了金的监督制度、裁判制度等。
　　（三）20世纪70年代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研究。
　　这一时期，是日本金史研究展开的时期。学术的理论背景，是世界不同文明交流的观念。三上在《金史研究》第三部的《前言》中，不无感触地说：“现在我们回顾日本，在那里，中国问题像巨人一般地耸立着。如何解决，可以说和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方法直接相关。”“那里的人们，是跨越过在广袤大地上展开的苛酷历史动荡而继续生活着的，这是他们无穷的生活力和生命力的证明。”这话的深层，当然可以看出一种对异文化理解的意欲和追求不同文明交流的思维模式。
　　三上《金史研究》第三部，重点是对金朝社会的研究，包括对女真民族的起源、文化、早期的政治制度，如猛安谋克、勃极烈等（这一部分和前两部有重复处）。还有对女真文字的创立、科举制度，对社会问题（如金和汉人的关系，对渤海人、对辽人的处置方针）以及金朝和南方宋朝的和战关系、和高丽的关系等的研究。
　　综观上述的过程，三上次男金史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一、对女真起源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问题
　　
　　（一） 对女真人种或民族的起源的探讨。
　　女真人的远祖，究竟何在？此前，内滕湖南的《女真种族的同源传说》（后收入《东洋文化史研究》），池内宏的《完颜氏的曷懒甸经略和尹的九城之役》（后收入《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二册），小川裕人的《关于三十部女真》（《东洋学报》24卷4号），田坂兴道的《关于完颜氏的三祖传说》（《历史学研究》第8卷第6册）有不同说法。三上分析了上述诸说，进一研究了有关史料后认为，其实女真祖先，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是源于王氏高丽，而应该源于高句丽。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国的史书中，很多地方都把高句丽写成高丽。
　　（二）对金兴起之地――宁江州城的探讨。
　　辽的天庆四年（1114）九月，阿骨打征得女真族兵二千余人，在辽控制女真的战略要地宁江州打败了辽军，奠定了开创金国的基业。对于这和金朝兴起密切相关的宁江州的位置，则有不同的说法。（1）根据《吉林通志》所载，认为是在当时榆树县陶赖城北的石头城子（今吉林省扶余县石头城子）。日本的松井等从此说。（2）池内宏则认为，当在双城和五家店之间的大榆树（或谓榆树沟）附近。三上对于上两说都不赞成，认为石头城子说有明显不妥之处，他提出，宁江州应当在大榆树更西的混同江附近。对于一般持“石头城子”说的我国学界，这是可以参考的见解。
　　
　　二、关于金朝研究文献的考证
　　
　　三上的论述中，对文献多有考索。如对金朝的职官制度进行研究时，列出了有关的基本史料。《金史》以外，如刘祁的《归潜志》，失名的《大金吊伐录》、《大金集礼》，孔元措的《祖庭广记》以及各种文集，如蔡松年的《明秀集》、元好问的《中州集》、王寂的《拙轩集》、张秉文的《滏水文集》、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等等，可供后来者参考。特别他对张棣《金国志》的考索，值得重视。
　　张棣的《金国志》，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五有记载，但是原书已经散佚。中国学者陈乐素在《三朝北盟会编考》（载《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第六本）中，曾有所考订。三上作了近一步的考证，认为《三朝北盟会编》中所引的《金虏图经》就是《金国志》的别名，并对该书的成书时代、内容、体例和其他诸书，如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金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三、对金的军队制度――猛安谋克的研究
　　
　　《金史研究》第一部中，对猛安谋克制度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金史・兵志》载：女真初起时，“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三上指出：“猛安谋克制度的研究，对于了解金代的女真人，是必不可缺的。”他把猛安谋克的历史发展，分为几个阶段：
　　（一） 举兵前和举兵创立时期。
　　根据上述《金史兵志》的记载，一般认为猛安谋克制度是在阿骨打建国起兵反辽时所创立。三上不仅注意金朝，而且还注意此前女真社会中的萌芽状况。他通过考查，指出：“猛安和谋克，不是在宁江州战以后创立的，在此以前就存在。”“猛安也好，谋克也好，在此前的女真社会中作为一种军事上的位置已经存在。只是，猛安是在动用大部队时临时设置的，不像谋克那样常置，所以在史书上未显现出来。”
　　（二） 从创立到大会初，是该制度发展的阶段。
　　收国二年（1116），阿骨打打败了辽大祚帝的亲征，基本上统一了女真族，于是，就在新控制的地区，推行猛安谋克制度。到天辅五年（121）的五年间，在辽东地区实行这一制度，是整顿女真内部社会的时期。
　　（三） 从天会年间到熙宗时代，是想把该制度推行到已控制的辽国以及长城内汉人居住的华北地区时期，也是制定猛安谋克等级化的时期。
　　皇统五年（1145），金熙宗分猛安谋克为上、中、下三等，“宗室为上，女真为中，混有奚、契丹、汉人者为下”，并且明确规定，可以世袭。
　　三上认为，这样的规定，和“在建国以前女真社会中，成员相互间没有很大的阶级性差异”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是猛安谋克的阶级制，过去的女真国家实际上崩溃了”。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
　　更重大的变化，是使大量的猛安谋克向华北，进而向淮河流域移住。这过程中，有着金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因素，而这样的移住，也产生了各种社会矛盾，促使了该制度的衰灭。
　　（四） 等级制的废止和国家对猛安谋克的省并
　　

　　到了海陵王、世宗时代，对于猛安谋克的管理明显加强。海陵王取得政权的次年大德二年（1150），就对猛安谋克进行了省并，并且废除了等级制度。
　　对于女真族以外的猛安谋克，因1163年移刺（耶律）窝斡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被镇压后，世宗罢除了契丹猛安谋克，把他们的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对其余的及奚人的猛安谋克，也逐步并省。同时，出于政治的意图，对旧势力进行打击，迁都燕京。
　　（五） 衰败和崩溃的时期，就是从章宗时代开始，到宣宗金末。这一时期，猛安谋克明显地衰败了。三上指出，章宗“尽管采取强化统治的方针，但是，猛安谋克内部的惰弱化倾向，没有任何改变”。金宣宗南迁后，“过去有千人、百人、有组织的猛安谋克军，现在成了每谋克25人，4谋克即为一个猛安的状况，以这样的惨状上战场。所剩的徒有外壳。过去为金国力中心的猛安谋克部，到了这个地步，终于崩溃了”。
　　研究了纵向的历史过程，三上还从横向的角度，对猛安谋克进行了各个具体领域的研究。比如官吏特征、社会构造、军事角度、居住地的关系等。
　　
　　四、对行政制度官制的研究――从勃极烈到尚书省的变化
　　
　　勃极烈，原来是女真语“官人”之意，这个词的意思，朱熹在《朱子语类》中就曾和弟子谈过。三上《金史研究》的第二部，主要就是官制的研究。三上早在1936年就发表了《关于勃极烈》（《史学杂志》47卷8号），此后，相关研究一直不断地进行。他指出，必须从一种变动的角度来认识金代的官制，而不能简单地照录《金史》。也就是注意到这些官制都有一个历史的变动过程，注重分析和确定《金史》所记载职官的历史阶段性。他把金代官制分为四个阶段：
　　（一） 女真族发迹前，在其发源地区，即“出虎水”地区时，有原始的“国相”制度。
　　（二） 阿骨打建国。建国之初，有“勃极烈”制度，在不改易“旧俗”的情况下，把原有的部落联盟机关改造为国家机构。新的国家政务机构，由数名“勃极烈”组成。设立“都勃极烈”，作为嗣君。出现了“国论勃极烈”、“（言音）班勃极烈”、“国论乙室勃极烈”、“国论移赉勃极烈”等不同的名称。勃极烈体制到天会十三年（1135）被废止，它在不同时期，在政权中的地位各不相同。三上对此过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三） 熙宗天会13年（1135）的官制改革，废除勃极烈制，采用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而把原来的勃极烈宗翰、宗磐、宗干任命为师、傅、保，“并领三省事”。这是模仿唐代的“三省制”，并参考了辽制的结果。
　　三上对有关三省的史料、三省设置的年代、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权限进行考察，认为这一制度虽然形式上和唐代相似，但是，“和唐制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总括叙上政务的宰相是尚书省的左、右丞相及受委托的平章政事；还有，左丞相兼作为门下省长官的侍中，右丞相兼中书省长官的中书令。这是和宋制的相似点”。
　　他还指出，在整个金朝兴亡过程中，三省制度也有相当的变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尚书省的不断强化。
　　（四） 到了海陵王时代，正隆元年（1156），又废除中书、门下二省，形成尚书省制度。尚书省为唯一的最高辅政机构，尚书令为全国最高行政长官。他具体地论说了尚书省的运作情况和各个官员的职能。
　　他探讨了这样变化的原因一是体制上的必然，一是政治上的需要。并论说了尚书省确立的政治意义和有关问题。此外，他还探讨了作为监查机构和审判机构的御史台。
　　
　　五、女真和金朝的内部社会构造的研究
　　
　　对原来的渤海人、辽人、汉人在金国内的相互关系，三上在《金朝前期的汉人统治政策》、《金朝汉人的改俗问题》、《金世宗和汉人统治》（都收入第三部）中，作了非常具体的研究。比如，在熙宗时，对于猛安谋克的等级区分，表现了民族间的等级。“对于宋人改俗的实施，是天会三年（1125）十一月下旬，随着金军南下开始的”。他认为，要求汉人的改装改俗，开始时是强制的。而对汉人的政策，有一个从镇压到安抚的变化过程。对知识分子，则有从简单的利用到“怀柔”的变化过程。
　　作为社会构造更具体的探讨，是对金的婚姻制度和宗族的个案研究。三上在《辽末金室完颜家的通婚形态》文中，对女真特别是完颜家的通婚形态，进行了专题探讨，重点放在对金朝贵族的婚姻的分析上。他指出：《金史・世戚列传》的赞语，列出了徒单、唐括等七家，云“天子娶后必于是”，给人以金朝完颜氏贵族实行族内婚的印象。
　　他认为，为了明确建国前女真族的社会控质，对他们的婚姻状况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由于建国前金史男子的侧室，往往多是被征服家的女子，或无法确定人家的女子，因此在研究中，“必须只以正室作为问题的对象”。他通过考察，认为：“完颜氏同族内部不通婚。”和金室（他指的是出虎水完颜氏）通婚的人家，有唐括、徒单、蒲察、乌古论、裴满、纥石烈、乌林答、仆散以及奴懒、乌延等十氏。在此基础上，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论说，又进一步对金建国以后，外戚在金朝政权中所占的地位、对政治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六、对金的政治史、政治事件的研究
　　
　　三上在《金史研究》第一卷中，概述了前期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对几个关键性的事件如宁江州之战、出河店之战，攻陷黄龙府、保州、开州的攻略等过程进行了考索，论说了女真族如何在辽的统治下崛起，一步一步地从统一自己的部落，到控制了整个辽东的具体过程。
　　三上的《关于金朝初期的路制》还对金朝地方统治机关“路”的建制过程，具体的机构组织，施行的理由和目的，和宋制、辽制的关系等问题，以金朝早期在东北地区的统治为对象，进行了专题研究。
　　
　　七、对金和各个相关政权以及外国关系的研究
　　
　　对金和宋辽元等的关系，三上有《高丽显宗朝高丽和女真的贸易》、《高丽仁宗朝高丽和宋的关系》等文，从整个东北亚的视野对三方面相互关系进行探讨。这或是可以进一步再展开的课题。
　　八、对金的语言、思想文化艺术的研究
　　三上《金史研究》三收录的《金代中期女真文化的振兴运动》对此作了论说。他指出，女真建国以前没有文字，当时的文书，是采用汉字或契丹字写成。在建国以后，“天辅三年，八月己丑”，“颁女真字”。并由此采取了一系列的发展女真文化的措施，比如设立学校、建立科举制度、翻译汉文书籍、禁止进入华北等地区的女真人改姓等等。三上对这些措施和实施情况进行了探讨。指出：从世宗到章宗“进行了种种女真文化的振兴运动。但是，尽管作了这样巨大的努力，这些运动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好结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被中国文明的根深蒂固性压倒的女真人的形态”。
　　三上在《金的科举制度及其政治侧面》中，对金朝的科举制度从天会元年十一月（1133）确定，第二年实施，到天德二、三年（1150－11051）改革基本确定的过程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科举最初是乡试、府试、省试三试，天德时加殿试，为四试，到章宗明昌元年废除乡试，为府、省、殿三试。三上还具体研究了考试的程序、时间、地点、参试者的资格、考试科目、进士及第者的人数等，勾画了金朝科举的整体面貌。他指出：“通过天德三年科举制度的改革，可以看到皇帝对汉人的统治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及汉人政治、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也必须注意，海陵王强行中央集权的意图明确化了。”从而点明了科举制度改革和金王朝内部政治权力构造变化的内在联系。
　　以上，对三上次男有关金代历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了简单介绍。笔者在拙译《气的思想》的重版前言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越来越多的学人，都逐渐地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属于中国，也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世界各种文明的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哪怕是在最传统或经典的领域，要从事研究，也必须吸收其他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只有这样，才能有真正的创新和发展。这或许也说明，新时代的学者，在随着这数十年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逐步走出了妄自菲薄、否定一切的焦躁感，开始，或者说已经有了比较开阔的学术视野，逐渐以平等的、冷静的学术心态来面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来审视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了。这是一种成熟和自信的表现。”自认还无大错，或可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
　　（作者单位：日本金泽大学外语教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