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餘慶：中國古代史上的國家統一問題（3）

  來源: 網易

第二個問題我要講的是民族發育和國家統一。
民族發育，我想應該包含漢族在內。中國要是只有華夏族――漢族，不可能形成這樣一個統一的大國。還需要很多其他民族。但是要使很多族在一起，文化水平不 一樣，生活習俗不一樣，歷史傳統背景不一樣，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大國，必然要付出代價，付出一些民族之間的代價，這個在歷史上來說是不得不如此的。出現一些 民族之間的衝突是事實，其中也有很多非衝突的、和平的狀態，可能時間更久一些。我認爲我們考察各民族狀況的時候，有一個出發點，就是要承認各民族都有自己 發育的過程，不應該只是從我是漢族，你是少數民族，只是從你和我的關係這個角度來考慮問題。漢族也有自己發育的過程，也同周邊民族形成過衝突。漢族要是不 經過五胡十六國的局面搞出一個民族大融合來，漢族還是原來的漢族，那就沒有隋唐的局面。因爲隋唐時期的發展，包含著大量非漢族的血統，非漢族的文化，非漢 族的各個方面的因素在裡頭。所以有人甚至於提出這樣的問題：隋唐國家究竟是漢族的國家，還是漢族和鮮卑族合建的國家？中國並不重視對血統的考慮，這是中國 文化的長處，不像英國人一樣，計算你是二分之一的血統，四分之一的血統，盎格魯一撒克森的血統，中國沒有這個說法，沒有這個想法。要承認各族有它自身發育 的過程，漢族也有這個過程，這個過程中間吸收了很多少數民族的東西。少數民族從一個落後的狀態上升到另外一種狀態的時候，完全自主、自覺是不可能的，總會 帶來一些衝突，帶來一些災難。把這個災難的問題放在民族發育總趨勢的過程中間、不可避兔的過程中間去考慮，就比較能夠理性地看待。五胡十六國就是一個最大 的典型。五胡主要是循著和平的方式進人中國內地的，大體上分布在山西、陝西、河北北部、內蒙、遼西遼東。他們由於受到農業文化的影響，有向農業過渡這樣一 種要求，總是要接近比較方便的農業區，接近農業文化，因此向邊塞靠近是一個自然趨勢。他們後頭有一些比他們更落後的族，也在興起，這些族把他們向中國內地 這個方向推，一波又一波的推動。而中國偏偏又有一些政權，由於邊疆的空虛，由於邊疆常常受到某些族的侵襲，因此想找一些和自己關係好一點的族來守邊，主動 把他們招引到邊塞地區。種種客觀的以及主觀的原因，造成這個形勢。五胡十六國局面開始的時候，五胡都處在更接近內地的地方，一個一個進人到中原。五胡十六 國造成破壞，顛覆了西晉。到後來一個代替一個的十六國就不是漢族政權，而是胡族政權，一個胡代替另一個胡，只有極少數例外。我們看這個過程是痛苦的過程， 是悲慘的，漢族與胡族所受的痛苦都是很大的。但是看問題畢竟還要從歷史的結局來看，這些造成五胡十六國局面的族，失敗以後幾乎沒有多少人離開中國，都留在 中國；而且幾乎沒有多少人回到他們原來所在的中國邊疆地區，大部分都沉澱在內地。後來他們子孫改成了漢姓，文化也是漢族文化，實際上他們已經成了漢人，漢 族因此而強大，而壯大。所以，民族衝突在苦難的時候，我們是很不好接受的，當收穫的時候，我們就該想想，荒蕪土地的開發好多都是沉澱下來的少數民族做的， 漢族經過那麼大創傷以後還是那麼大的一個族，也是吸收了好多少數民族人口在裡面。我在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想到了恩格斯的一句話：『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 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爲補償。』就是說，歷史的災難有歷史的進步來補償。應用到中國民族之間所造成的災難的時候，這句話非常有啟發。因爲這句話不是讓我 們站在歷史災難中間來觀察，而是要站在災難過去以後，來看看它的後果如何，這個後果往往是歷史的進步，來對這個災難做出補償，這個補償超過災難對民族的作 用。有了十六國的大災難之後，才有了隋唐，沒有十六國、北朝這樣一段歷史的話，隋唐的局面確實形成不了。因爲隋唐文化十分興盛，朝代是很開放的，民族是很 開放的。從姓氏來判斷，那時少數民族的數量相當大，而且是居於高層領導地位的，文官不少，武將更多，不光是過去的鮮卑，還有後來的突厥、契丹等等。【唐 書】人物傳中，重要的文武官吏，看姓氏就可以看出來其民族所屬。不光是中國，外國文化也不排斥，所謂胡化，有的是新疆文化，有的是新疆以外的文化，還有的 是從印度來的文化。這樣一個開放的政權，給中國歷史帶來新血液、新氣象。這樣的一個政權對中國民族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它卻是在災難之後出現的一個 政權。看待這個問題往往要從歷史的某一個段落終結，回過頭來看一看，這樣我們會比較理智一些，不完全處在一種情感之中。這裡順便提到一句，我們愛國主義的 提倡當然有重要的作用，愛國主義涉及到民族的時候，應當理智地考慮，有一些事可能在這個方面造成一些不很理智的狀態，揚此抑彼，對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感情等 等。總而言之，要理性一點。
民族融合本身也是一個困難的事，也有很多反覆。局部的短期的漢人胡化，是常有的現象，但是總體的、全局的少數民族 漢化，是更大的一個潮流。我這裡提到了中國歷史上出現的三次大的民族人侵，所以說是『人侵』，因爲在當初向中原打進來的時候是一種人侵，有抵抗，正義、非 正義還是存在的，不是抹殺這些東西。三次人侵造成的後果，有幾個民族對中國民族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一個是拓跋鮮卑，沒有拓跋鮮卑的作用，就沒有隋唐這樣 一個帝國。一個是蒙古族，蒙古族結束了一次嚴重的民族對立、國家分裂的局面，蒙古族也給中國帶來了一些國外的，當時所謂色目人的文明。在蒙古族走向文明的 過程中間，最先依靠的不是漢人，而是色目人。把色目人帶到中國來之後，又給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帶來一些新的東西。特別是中國的西藏這樣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在蒙古人的手裡解決了。西藏，追溯歷史，關係很深遠，從文成公主起。但是那個時候，西藏並沒有人版圖，還是一個對等的狀態，隨時可以脫離。唐後期，吐蕃可 以一直打到甘肅，打到陝西，把長安也鬧得一塌糊塗。真正把西藏作爲中國版圖的一部分管起來，作爲中央直轄區管起來，從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開始。第三個特別有 貢獻的是滿族，是滿族解決了中國近代版圖的一些困難問題，天山南北問題，特別是台灣問題，台灣正式進入行政區就是在這個時候。 以上是從國土開發、民族發育兩個方面看待中國古代統一問題。這兩個方面不斷發展所誘發的矛盾，使中國的統一有張有弛，有縮有盈，有退有進。但總的來說， 是朝更高水平、更大規模的統一發展。總括起來看，第一，西周東周時期，在統一問題上，最早形成了統一觀念，奠定了中國統一第一步的地域基礎。第二，秦漢時 期創造了統治大國的制度基礎和治國經驗，逐步形成了統一規模、統一傳統。在技術手段那麼低下的狀況之下統治這樣一個大國，是對世界文明的一個偉大的貢獻。 統治這個大國必不可少的條件，是中央集權，中央集權必須要一個專制主義統治，專制主義到最後形成了專制皇權。中央集權專制主義的無上皇權，在統治當時中國 這樣一個大國是必不可少的條件。可是一旦形成了這樣一個制度，一代一代相傳，對中國人民來說又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要爲此付出很大代價。我們知道歐洲歷史上 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反對路易十四的『朕即國家』，歐洲的『朕即國家』比起中國『朕即國家』的現實來說，晚了2000年，2000年以前中國就是『朕即國 家』了。由此可知『朕即國家』的觀念及其形成的制度、形成的傳統，對中國的影響是很大的，包袱很沉重。資本主義萌芽萌不出來，我想，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有這樣一種傳統在裡面，對於中國來說也是需要後代來把它糾正。第三，隋唐收穫了十六國以來豐碩的民族融合成果，再次激發了中華民族的蓬勃生機。第四，元明 清時期進一步營造了統一國家的局面，確定了今天中國的版圖、民族分布的格局，使得中國得以以統一大國的姿態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除了國土開發與國家統一、民族發育與國家統一這兩個問題以外，我還要簡單地談一下對歷史上統一問題的幾點認識。
第一，統一中國需要華夏族漢族作爲一種維繫的中心，要是在古代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的民族在裡面起作用，沒有一個核心來與周圍各族相聯繫的話，這個統一的國 家就說不上，不可能形成。有了這樣一個核心，就有可能團結那麼多民族一起來建立這個國家，以至於形成了一個拆不開、打不散的民族集體，到今天還是這樣的。 我剛才說到蒙古族，跑到西方去建立那麼多的汗國，一直到了歐洲、到了多消河。到了俄羅斯，回過頭來還得到中國這片土地上來安家，而且永遠留在這片土地上。 其他各族也是這樣，有的消失了自己作爲民族的存在，但是他們民族的成分已經在中華民族裡面有了自己永久的位置。中國政權被顛覆過多少次，但是顛覆以後還有 恢復，恢復以後的政權基本上還沿著原來統一的格局，統一的路子。而且最可貴的是顛覆者、征服者最後是被較高的文明所征服，融化到中華民族裡面來了，這是最 具有力量的。所以我說，一時的統一的成功是偉大的，千秋歷史鑄成的民族間的向心力、人民的凝聚力才是統一國家的基石。我們常說文治武功，常把武功這一面看 成是中國版圖開拓的動因，其實這一面的作用應該是有分寸地看。沒有凝聚力量，沒有歷史的鋪墊，武功難以完成，成功以後也難以維持久遠。張學良先生在參觀台 灣延平詞時寫過一首詩，他說鄭成功『豐功豈在尊明朔，確保台灣人版圖』，意思是說鄭成功趕走了荷蘭人，把降表投給南明的永曆，永曆皇帝是明朝最後的逃亡 者，那時候的北方已經是清朝的順治了。鄭成功沒有投降到清去，這就成爲一個問題，但是後來鄭成功的孫子鄭克u，康熙的時候投降到清。張學良的意思是說，明 是前朝，清是後朝，不管是前朝還是後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台灣納人中國版圖的豐功偉績。我想這裡面有張學良個人的身世之感，不管他是在大陸還是在台 灣，都是堅決主張台灣人版圖的。
第二，華夏族，也就是漢族本身的維繫主要靠文化傳承。中國歷史上的華夷之辨，辨文化多，辨種族少。其實周族在 比較早的時候也不被認爲是華夏，因爲它在西方，還處在野蠻狀態。到後來，在周統治以後的蠻夷戎狄中間，還有所謂姜姓之戎、姬姓之戎，姜、姬都是周的國姓， 屬於周人的一些原始部落，也被看作是戎。所以蠻夷戎狄的問題在當時主要不是種族的觀念，而是文化的觀念。少數民族人主以後，最先往往想憑藉自己的武力優勢 來保全自己，維持統治，所以有相當程度的反漢化傾向。但是畢竟在歷史中長期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一個處處存在的、天天起作用的文化的影響。女真人反對過 漢化，蒙古人也反對過漢化。但是要反漢化，他們就難於維持統治地位，只有漢族文化才能幫他們維持統治。蒙古人在中國建立了元朝以後，就立刻開科取士。有過 一個統計數字，元朝開科取士16次，錄取的進士是1100多人，其中蒙古人有300多，而蒙古族人參加過科舉考試的，一共是10000多人。所以很快，蒙 古人自己也進人到這樣一個漢化的潮流裡面來了。特別是清朝，清朝文化有兩面性，在北京做皇帝，漢化傾向很明顯，到承德避暑山莊去則完全是一種滿族原來的狀 態。清政府還立下了規矩，不許滿人經商，滿漢通婚也是不允許的。這樣一些限定並沒有影響到以後滿族接受比它先進的文化，而且接受以後，它又反饋給這個文化 各種各樣的創造。滿族因爲提出了不許族人經商等規定，所以下層的遊手好閒的旗人被養起來，知識分子中間卻有很多精英成爲了不起的學者，他們用自己的聰明才 智，利用漢族文化，給這個文化增添自己的貢獻，這樣的精英很多。其實也不光是滿族，其他各族也有，唐朝很多詩人就是鮮卑人。
第三，是牢固的統 一觀念，有效的統一制度。公元前的時候，要把一個像漢朝，103個郡國的戶口都統計上來，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統計上來的數字到現在爲止，我們沒有理由不 相信。當然後來政權腐敗了，就不好說。據統計西漢人口有6000多萬，每年地方派上計吏專門向皇帝呈報戶口和墾田數字，皇帝親自接受上計。上計吏對朝廷來 說是有功之人，留在皇帝身邊做郎官。這只是制度中間的一種，其他像三公九卿官僚制度以及其功能的發揮等等，就不細說了。五胡亂華的時候有一個胡族統治者叫 石勒，他覺得自己的任務是要統一中國。他不認識漢字，讓別人給他讀【漢書】，聽到楚漢相爭，有人要劉邦把過去六國之後立起來作爲自己的幫手跟項羽斗。他聽 到這個之後立刻感到吃驚，這怎麼行呢？這哪是好辦法？讀書的人接著讀下去，讀到張良進來，聽了這個話，不同意，立刻跟劉邦說這個不行，劉邦就收回成命了。 石勒聽到這個地方才落下心來，對，還是應當如此。所以說一個胡人統治者，沒有文化的人，在建立政權之後，他的心思所在也是中國統一。我們知道三國，魏國居 於正統，沒問題。蜀國，那麼疲弱，天天要打仗，沒有別的，只是不打仗就沒有存在的基礎，叫做『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吳國，霸業形成很早，但是不敢稱 王稱帝，因爲什麼呢？它跟中原正統搭不上關係。到最後稱了帝，要履行皇帝的儀禮，進行郊祀，孫權不肯，說郊祀應該在『中土』，在中原地區，我們這裡不行。 司馬光有這樣一句話，他說自己『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但是『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也』。不能統一的話，那你這個天子白 做了。
第四，我說說華夏族――漢族的包容性。這裡面要說的東西很多。華夷不是沒有防，漢族也不是說生來就是那麼開明，也有不平等、偏見存在， 也要設防。我說的只是歸根結底，華夷之防本身不起作用，漢族本身，從種族意義說來就是一個變數。50年代成立內蒙古自治區，當時很多幹部思想不通，內蒙古 自治區漢人是多數，蒙古人是少數，漢人說，我們多數，爲什麼反而要戴上蒙古帽子，不同意。當時周總理作了一個報告，他說，你戴了蒙古的帽子，蒙古也戴了一 個中華的帽子。他也不一定就屬於原來中華的地域。周總理還說，要知道，漢族本身就是雜種。意思就是說長期以來，漢族有包容性，有種族包容性，包容了很多非 漢族人民，所以才有今天的大。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他用很通俗的語言說明了很深刻的道理。中國歷代，這個包容思想是一直存在的。譬如說，編史的人本來最容 易有正朔觀念，誰是正統，誰是偏統。但是我們從【二十四史】中間看得出來，好多不是漢族建立的朝代，都列在正史之中。以南北史爲例，南史是東晉南朝，南朝 宋、齊、梁、陳，漢族建立政權叫做南史；可是北方，鮮卑人的歷史同樣有北史，有其他的史。南史也好，北史也好，都是二十四史，同樣地位的史。後來還有遼 史，有金史，有元史，當然也有清史，就是【清史稿】。加上中國沒有國教，沒有宗教的那種偏見，包容性比較強。沒有長期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宗教迫害局部有， 但是沒有形成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戰爭。因爲漢族文化處在那麼一種開放狀況，所以少數民族也比較容易吸收漢族的東西。少數民族帶來了自己的土地、帶來了自 己的民族和文化，也完成了自身的發育，完成了自身歷史性的轉化。他們中間產生了許多優秀的人物，做了各種各樣的貢獻。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在民族之防上面去做 文章呢？
最後想要講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中國西部大開發是鞏固中國統一，消除潛在不統一因素的千年大計。這個問題也分兩個方面，一個是國土 開發，酉部占中國國土一大半，處在待開發、沒開發、後開發的狀態，東西不平衡越來越嚴重。而少數民族大部分在西部，所以又存在民族發展的不平衡。我所說的 國土開發和民族發育兩個問題，都是今天西部開發的最關鍵、最重要的問題。我希望在中國千年大業的大計劃中間，能夠把中國歷史上的這個債還上，把中國歷史上 該做的事情，古人沒法做，沒有能力做，看不到，而我們能夠做，能夠看到的事情，兢兢業業把它做下去，花錢，值得。沒有西部的開發，沒有西部少數民族狀況的 較大的提升，西部和東部處在統一國家內部的某種不平衡狀態始終會存在，這對統一總是一種隱患。搞歷史的人，希望能夠看到對歷史負責的全局觀念。西部現象， 好多是又有喜又有憂。我聽到塔里木河有水了，居延海有水了，非常高興，歷史上的塔里木河、居延海，好像又慢慢地重現。但是後來又聽說是行政手段，暫時措 施，還不是一個自然生態的恢復。聽說祁連山的冰川越來越萎縮了，過去匈奴人唱『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那麼一首歌，可見祁連山有那麼好的環境。可是 祁連山現在不能養牲畜，因爲沒有樹木植被了，因爲不可再生的冰川沒多少雪水流下來了。青海湖的危機也出現了。我早幾年想領略一下敕勒川『風吹草低見牛羊 』，到敕勒川去了一趟，我感傷的是敕勒川不是『風吹草低見牛羊』，風吹來，草還蓋不到我的鞋。生態的退化到了這樣的程度。所以生態的恢復，是最起碼的事。 千萬別爲了政績，走便宜的路，走留下隱患的路。希望我們的西部開發，中國西部土地開發，中國西部民族發育，能夠走上一個正規的路子，使得中國的統一大業的 鞏固，能夠走出關鍵性的一步。
本文來源：網易歷史 作者：田餘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