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评介(1)

  来源: 光明网理论

宰相机构是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最重要的部门，作为中国政治制度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宰相制度史的研究是认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关键环节。然而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宰相制度史的研究在大陆地区一直未能充分展开，系统综合性的研究著作寥寥无几。北京大学历史系祝总斌教授所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0月第1版）是近年中国宰相制度史研究领域一部极有学术价值的力作。

　　（一）准确把握理解“宰相”概念的涵义，是宰相制度史研究的首要前提。本书在明确“宰相”涵义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研究，勾画出了两汉魏晋南北朝八百年间宰相制度演变的轨迹。

　　古往今来，多数情况下，决策谋议之权被看作是宰相或宰相机构的主要职能；以此为前提，在帝制时代凡“掌机要”、“预机密”者皆可视为宰相之职。本书《前言》中，作者通过对二千多年中国宰相制度发展演变规律的考察，对“宰相”涵义作出了确切的界定：“根据我国两千多年的宰相历史，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即必须拥有议政权，和必须拥有监督百官执行权。”（第5页）本书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宰相制度的全面深入的研究，便是围绕这一重要的理论概括而展开的。宰相概念的准确界定还对中国宰相制度史的整体研究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历史上许多有关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教授指出：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以这段时期皇权相权的相互关系为线索，追溯了从汉代三公到唐代三省之间的演变，把八百年间中枢政权所在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在对个别问题细密考证的基础上，放眼纵观……汉代到唐代八百年历史，从而收到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效果。……这样的研究能迭出新意，以至有些史学界长期笃信的说法亦为之动摇。” （《纪念陈寅恪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此说可谓确论。
　　西汉时期的宰相一般认为就是丞相、三公，异议不大。东汉尚书台已发展为宰相机构的论点是古今学术界多数人的意见。以宰相应具备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两个要素考察，则东汉尚书台仅在议政权方面开始侵蚀三公的部分权力，而三公的监督百官执行权却丝毫未被触动。因此东汉尚书台不是宰相机构，三公仍是名副其实的宰相。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间，民族纷争迭起，政局更替频繁，这一时期的宰相制度自当时起就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其后一千多年来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认为：曹魏（三国）时期三公仍是宰相，但尚书台权力在东汉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西晋时期三公虽仍在名义上可称宰相，但实际上已不具备宰相职能，尚书台(省)已完全取代了三公的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两个基本职能，成为真正的宰相机构，录尚书事、尚书令、尚书仆射成为宰相之职。南北朝时期相沿未改。中书省和门下省一直被视为魏晋南北朝或者至少是其间某一时段的宰相机构，本书经过缜密考证，推翻了这一相沿千余年的成说。通过对尚书、中书、门下三省职掌、沿革、组织诸问题的历史考察，揭示出隋唐三省宰相制度的形成过程和原因。

　　（二）注重对制度发展变化原因的考察分析，是本书能在很多问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政治制度史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成为历史学、政治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但从已有论著来看，排比史料，叙述制度具体内容如沿革、职掌、组织者居多，分析探讨制度发展变化原因者较少。这种情况不仅在大陆史学界普遍存在，港台地区的制度史论著亦在在多有。对历史发展变化原因进行深入细致分析是祝总斌教授治学的一贯态度，在本书中更有着生动的体现。
学术界一般将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归之于君相权力之争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君主认识到宰相权力过重会威胁到君权，于是设法削弱相权，从而引起宰相制度的变革。祝总斌教授主张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现象的复杂多样性要求我们不能用某一僵化固定的模式来解释历史。本书以君主专制体制下君权和相权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线索，结合具体的政治背景，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把宰相制度的变化归之于君相权力之争，固然是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某些历史事实，但终究不能说明宰相制度演变的实质。从理论上说，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其利益和体现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的宰相制度是一致的，两者并无根本利害冲突，而是互相协调、相互配合的关系。宰相制度的演变是加强君主专制政体的需要，是统治经验不断总结而在制度上引起的变革。汉武帝时期宰相权力的削弱，昭帝时霍光辅政中朝官制度的形成，成帝时三公鼎立制度的出现，都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而不像传统观点那样认为是由于君主有意削弱相权所致。东汉光武帝时三公鼎立制度的完全确立以及尚书台权力的加强，起初虽有鉴于王莽篡位之教训，君主有意削弱相权的意图，但这一制度所以能够持续并不断发展，即是由于加强统治的需要。魏晋时期三公制度向三省制度的转变，是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发展变化的转折点，同时在中国宰相制度发展史上也具有划时代意义。学术界对这一转变未能予以充足的认识，探讨其变化原因则更谈不上。本书仔细考辨，有力地证明尚书台(省)在西晋已成为宰相机构，结合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分析了实现这一转变的原因。曹魏时期三公的宰相权力进一步向尚书台转移，其主要原因是：“汉末魏初，三国间的战争频繁，客观上迫使曹操、文帝曹丕全都大权独揽，即便稍后的明帝曹睿，也是‘政自己出’。”(第148页)汉末曹操当政，通过魏国尚书台审理文书，控制朝政，曹魏政权建立后，尚书台权力自然得到加强。三公权力的削弱“表面看是尚书所侵夺，实际上是皇帝大权独揽后带来的结果。”（第153页）曹魏后期三公、尚书权力的进一步消长则与曹氏、司马氏集团的政争有密切关系。
　　本书不仅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的发展变化、组织结构等问题进行了详实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结合具体的政治状况深入探讨了制度形成、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样的研究就使本书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而且为今后政治制度史的深层次研究提供了范例。我们知道，制度的制定和演变都离不开现实政治的需要。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和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异常复杂和丰富多彩的，并无僵化不变的模式，同样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也就不能用某一固定的模式来解释，而必须结合具体的政治背景，尤其是要根据制定和执行制度的统治者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样看来，祝总斌教授的研究方法对今后宰相制度史乃至政治制度史的深层次研究还有着重大的启发性。